傅佩荣：国学经典 通俗化总比不读好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人物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国学大师，被评选为台湾岛内最热门教授，在台湾大学开设“哲学与人生”一课，开讲17年来座无虚席，被推选为“最优通识课”。

　　傅佩荣语录1

　　我只能说，请你们大胆相信我的解释，因为我是看过了所有注释和典籍之后，再做出我的诠释，我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

　　傅佩荣语录2

　　孔子特别赞赏颜渊，你看他穷得要命，身体也不是很健康，但他总是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心灵都得到了安顿。

　　采访手记

　　爸爸，孔子、孟子他们怎么都那么爱讲话啊！“傅佩荣的女儿念书的时候，常常在家抱怨，”烦死了，他们一讲话，我们就要背，还要考试。

　　傅佩荣只是笑，虽然他在台湾大学专门研究孔孟，但是他的满腹经纶说服不了因为应试压力而抗拒经典的女儿。

　　他只跟女儿约定，不管多么烦恼，不管功课多么无趣，“你不能作弊！我教书教了一辈子，作弊对人格的伤害最大，让一个人没有办法真诚面对自己，心存侥幸。”他跟女儿约法三章，只要不作弊，即便成绩不好，也绝不责怪。

　　女儿长大成人留学美国，学习电影配乐。傅佩荣已经走出校园，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哲学代言人”，他专心注解《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等中国传统经典，展现温故知新的哲学智慧。

　　这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哲学博士，在台湾大学所开设的“哲学与人生”一课开讲17年来座无虚席，被推选为“最优通识课”，他也被评选为岛内最热门教授。象牙塔外，他一年要为大众演讲近两百场，从文化中心到寺庙，从学校到行政机关，从社团到基金会，都能见到他的身影。

　　一天晚上，女儿忽然打来电话，“爸爸，我在听你讲《论语》的磁带，孔子说的还真的有些道理哦！”

　　傅佩荣在电话这头很感慨。之后，他更积极地奔走于民间，“孔子、孟子都是很真诚的人，他们讲的话都以自己的生活经验做基础，所以我们今天的学者有责任把他们有趣的生动的一面说出来，不然的话，对不起孔孟。”

　　少年时代因为口吃，他很怕在大人面前讲话，内心里始终有摆脱不掉的自卑。后来虽然矫正成功，但是直到现在，“还是一个羞涩的人”。在一些大场面，他上台之前常常要深吸一口气，开场白也说得谨慎，他把“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换成“诸位”，“‘各’不好发音啊，如果紧张，说不定就各各各……各在那里了。”

　　但是只要一开口，说到儒家经典，他就滔滔不绝起来。“这是我的专长，我有足够的储备和自信。”

　　儒家经典的诠释已经有太多版本，演讲中也常有人质疑，凭什么我们就要相信你的解释呢？他的回答谦逊中有傲然，“我只能说，请你们大胆相信我的解释，因为我是看过了所有注释和典籍之后，再做出我的诠释，我的每一句话都有出处。”

　　有人批评他不专心教学，频频到外面抛头露面。他不辩驳，只是以加倍的勤奋来平衡多重社会角色。

　　“我的座右铭就是比学生更用功。从我教书到现在，有时间我就念书。”

　　人们常常提到他那著名的“四不一没有”——不碰政治、不上电视、不应酬、不用电脑手机。“人生的秘诀很简单，你要做这个事，就要放弃别的事。我得保证自己做学问的时间。我之所以能把我要做的事做好，就是因为我收敛、约束自己。”

　　他从来不觉得社会课堂比大学好混，“我在社会上开课的讲义有五六百页，我在台大开课的讲义只有五六十页。我五六十页的讲义就可以在台大开课30年，因为学生的程度永远是大一大二慢慢上来的。社会上不一样啊，社会上的人藏龙卧虎，他们听完这个就听那个，你要不断学习才能跟得上他们的需要。”

　　采访当天，他看一眼活动现场的大广告牌，对着上面的“国学大师傅佩荣”几个字直眨眼，“我很怕人家叫我大师。在我心里，大师都好老的，我还没有那么老吧！”

　　现代人需要哲学家做心理医生

　　问：您的著述以及演讲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关注人的心灵建设。在您看来，为什么现代人需要哲学家来做自己的心理医生呢？

　　傅佩荣：人活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是对自己不了解。你小时候受的教育，只是为了帮助你成为一个人才，可以在社会上工作。但是很多问题是从你工作的时候才开始的，你要面对全面的人生，需要面对的是身、心、灵不同层面的问题。灵的问题是最复杂的，因为如果你完全不去管灵的问题，你很难给生命一个清楚的意义。

　　为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活？你常常要问自己：我这么辛苦，似乎也没什么好的结果，我为什么要做下去？你要寻找一个理由，要知道你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找到理由之后，才会觉得为了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牺牲，包括时间、力量、金钱，甚至身体的牺牲，你都会觉得值得，这样你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有焦点，力量才能集中，达成之后呢，才会有成就感。

　　学哲学的好处就在于对人生有完整的理解，可以把生命的架构撑开来。撑开来之后，你思考任何问题都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问：人的内心无法得到安顿，这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偏偏要喝您熬的这碗传统文化的汤药呢？

　　傅佩荣：文化分三个层次，第一个是器物，第二个是制度，第三个是理念。任何一个民族，第一要发展经济。第二要寻求合理的制度，尽量让社会公平。最后还要问，你到底要有什么样的理想。没有理想，就会很可怕。人生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五个字：重复而乏味。既然重复而乏味，很多人就要问自己，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过下去？所以很多人就患上忧郁症，甚至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例子在欧洲那些福利国家可以看到很多。

　　你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喝这碗用我们自己的文化熬出来的汤药，因为传统文化里有支撑我们的理念啊。孔子特别赞赏颜渊，你看他穷得要命，身体也不是很健康，但他总是很快乐。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心灵都得到了安顿。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般人理解为克制自己的欲望，要遵守礼的规范，完全不对。颜渊是孔子最好的学生，他问的这个“仁”，又是孔子的核心观念，孔子的回答一定是他毕生的精华所在，他绝不可能讲成克制欲望。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刚刚还没有念完，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只要你做到克己复礼为仁，天下人就会称赞你走在人间的正路上。为仁要靠自己，难道要靠别人么？”

　　整句念完以后，你就会发现孔子说的其实就是想化被动为主动。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我们的生命的力量就表现出来了。可是你看这个世界大多数人都为别人而活，活得焦躁，充满辛苦和抱怨。

　　你再看孔子自述生平时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就是我自然而然要做，不逾矩就是不违背规范。孔子的境界达到了他自然要做的，都是他应该做的；他应该做的，他都做得很自然。

　　我们就跟他不一样。我们自然去做的都是不应该做的，我们应该做的却往往都做得很不自然。

　　把国学看得太伟大是“文化沙文主义”

　　问：如您所言，儒家文化中的确有许多影响中国人的思想。不过现在似乎又有一种把国学抬得过高的趋向，似乎只有回到这个方向才能安顿中国人的心灵，这样的想法是不是有点过度了呢？

　　傅佩荣：我很反对把国学看得太伟大，这个说起来不好听，就是“文化沙文主义”。口口声声说国学如何如何伟大，吹得可以解决当下所有问题，其实在当下它怎么可能成为独断性的教条呢？

　　问：在我的理解里，今天这个现代性的社会里，其实已经和传统儒学形成了一种相对紧张、对立的关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学的边缘化是否是一种必然？

　　傅佩荣：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你所说的民主政治啊，重视人权啊，经济自由啊，这些都属于制度层面，都具有普世性，我完全赞成这些普世价值。

　　我以为怎样安排制度才比较合理，这个可以讨论，具体还要看你的社会能不能承受，也就是说普世价值最终还是要跟你的社会心理进行对接。你问儒家思想是不是会被边缘化，我认为关键要看我们如何诠释它。儒家思想的基本理念太好了——人性向善，真诚引发力量，由内而发，这一套全世界没有人可以反对。

　　问：从汉朝以来，儒学政治化一直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您觉得在当下，儒学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傅佩荣：内地为向世界推广儒家文化做了很多工作，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方法要注意，否则反而会使儒家的真面目越发扭曲。

　　我一有机会来北京上课，就要把握这个机会跟大家以合情合理的方式，来解释孔子、孟子的思想，尽量从孔孟是人，他们具有人性来看，不把他们看作神，他们也不见得都对。

　　问：《论语》里对您影响最深的话是哪一句？

　　傅佩荣：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我一直到3年前才懂。这句话告诉我们，孔子有一种伟大的境界，跟所有的宗教家并驾齐驱。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左右各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悔改，耶稣跟他说：“今天晚上你就升天堂。”这个强盗杀人放火一辈子，悔改之后也没有做一件好事，他只是悔改，耶稣就跟他说你可以升天堂。另外一句话是佛教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孔子说：“早上你理解了道，晚上死了也无妨。”这不是一样的意思么？宗教的境界在于使生命转向了正确的方向，不在乎你做了几件好事。这一来的话，对人的生命鼓舞很大。了不起！能说这样的话，就跟释迦牟尼、跟耶稣并驾齐驱，毫不逊色。

　　也有人说干嘛跟他们并驾齐驱，孔子要比他们更厉害才是！这是沙文主义，我是不太喜欢把孔子变成武功天下第一，这样没什么意思。

　　学术界没有必要去批评于丹

　　问：在台湾，公众对您的社会角色很接受吗？有没有人质疑您的明星化？

　　傅佩荣：批评我的主要是大学里面的教授。他们认为光看书做研究都来不及了，你干吗还到处去上课呢？后来有一个同事替我辩护，“去演讲总比在家里看电视好吧。难道你们晚上都在念书吗？”

　　问：您知道于丹吗？是否看过她讲《论语》和《庄子》？您觉得她讲得怎么样？您如何评价围绕她而起的一些争论？

　　傅佩荣：当然知道她。其实我觉得大家没有必要去批评她，尤其是所谓学术界，大家其实完全不在一个讨论层面。她那样讲，跟电视传播的特性有关，肯定不能讲得像开学术研讨会一样啊。大家各有各的领域，民众也各有各的需求，比如有人喜欢吃烧饼油条，有人喜欢吃西餐。于丹讲了一些好玩的故事，让老百姓觉得：“咦，原来孔子就住在隔壁呀！孔子很亲切，孔子讲话也很有趣。”这就像是到我家邻居小店去喝碗豆浆一样，很轻松，这样也很好啊。你专家学者看不过去，那你就去弄一桌西餐嘛！

　　问：请评价一下捧红了一批学者的百家讲坛。您也去这个节目试讲过《易经》，这个栏目的制片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这里的主讲人要有一屁股坐在地板上给大众讲课的姿态”，他跟于丹讲，“你讲《论语》，要讲得15岁的中学生都可以懂。”您赞成这些要求吗？您做得到吗？

　　傅佩荣：说得没错，我赞成，因为电视传播的特性就是这样。你既然是做大众传播，就是希望浅显易懂，吸引更多的人来看。百家讲坛先铺好路，让500万、1000万人都先来听于丹说《论语》。听了之后，有了兴趣，有了问题——孔子讲的真的是这样的吗？有没有讲得更深一点的东西？必须慢慢由浅入深，必须有一个逐步上台阶的过程，上来就太高的话，肯定曲高和寡。

　　我在台湾专门把深刻的东西讲得很浅显，让别人听得懂，这是我的专长。其实我很羡慕内地，年轻人即便读的都是通俗化了的经典，也好过不读啊，也好过守在电视机前看综艺节目吧。在台湾，国学是永远热不起来的，小孩子考试都考怕了。

　　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