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成时尚未必是国学之福

　　本报记者袁祺

　　前几天，央视著名主持人朱军在艺术人生中将“令尊”说成了“家父”，一时引来指责如云，不少专家纷纷慨叹“国学教育基础薄弱”。回想起不久前对于丹、易中天“国学根底浅薄”的指责，不由令人感叹，“国学”如今简直成了随处可贴的膏药。

　　让我们先来看看“国学”的定义。有一点必须确认的是，“国学”二字并非古已有之的名词，它产生于清末民初，是“西学东渐”文化转型时期的“新名词”。著名学者章太炎在其《国学概论》中称：国学之本体是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历史非小说传奇；治国学之方法为辨书记的真伪、通小学、明地理、知古今人情的变迁及辨文学应用。简单地说，按经、史、子、集的四库分类，研究经、史的学问当是国学的主体，而子、集则是国学的外延。

　　以此定义来看，国学的定义恐怕并非如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广泛。学识过人、卓有成就者，并非就担得起“国学大师”的帽子；而主持人用错了最基本的尊称，只能说他缺乏基本文化常识，远远未到能和“国学”沾得上边的高度。

　　应当看到，在当今国人的心目中，对传统文化的倾慕并未消逝，而是依然根深蒂固。凡是牵扯到“国学”的话题，必然会很快成为众人关注的热点；网络票选“国学大师”的活动，很快收到了上千万的选票。商家开口闭口称国学，是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以牟利；而动不动就拿出这顶大帽子往别人头上扣，甚至把谈国学当成是“时尚”，则只能说是在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伪文化心态。看看时下一些学费不菲的“国学班”，学员多是大大小小的老板们。花上几万块钱，买个儒商的名头，多便宜！只是，“国学”却空自成了镀金的工具。

　　96高龄的季羡林先生，去年向公众郑重请辞“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三项桂冠，一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余波直到今日尚未平息。尽管来自社会上的观点多种多样，记者倒是认为，季老此举乃实事求是之举。作为大学时期主修印度学、精通梵文、巴利文、吐火罗语等冷门语种，并在印度学研究和译著工作上成就巨大的学者，尽管季老的学识和人品都令人高山仰止，但确实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关系不大。洗去虚名，“还我自由自在身”（季老语），确是智者所为，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