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通缉”游离于法律之外 亟待立法管理规范

温州商人林某的儿子失踪引发全国网络通缉假保姆事件

假保姆视频上网，全国20多家网站携手寻找被拐儿童

　　5月2日，一名温州商人不到2岁的儿子在重庆的家中被保姆偷走。此事引起全国20多家网络媒体和众多网民的广泛关注，一项针对嫌疑保姆的网上“通缉”行动也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网络通缉”，这一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再次跃入人们的视野。

　　“网络通缉”编织法外之“网”

　　5月2日，温州商人林某在重庆家中的儿子被保姆偷走。当地网络媒体华龙网了解此事后，联络全国重点网站，策划了一场“全国爱心寻婴行动”。

截至5日，全国已有20多家重点网站加入这一行动。每天都有网友加入“通缉”嫌疑保姆的行动，以寻找失踪的婴儿。

　　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通缉”现象屡见不鲜。2006年2月26日，一个名为“碎玻璃渣子”的网民在网上贴出一只小猫被一女子用高跟鞋踩死的图片后，引起网民极大愤慨，一些网民发出“宇宙Ａ级通缉令”，寻找虐杀小猫的“凶手”；同年4月13日，一男子在网上发帖，声称妻子跟网友“铜须”发生了一夜情。一些网友出于义愤，通过各种途径查到“铜须”的身份，并将其隐私公之于众……

　　在网络的“江湖”里，不公和不平之事极易引起网民的广泛关注。一个行侠仗义的“网络通缉”令发出后，往往能迅速引起网民的关注，并在网络道义的激发下协助查找被“通缉”人。

　　与公安机关等权力机关颁发的通缉令不同，“网络通缉”大多是网民和民间机构的一种自发行为，虽借用了“通缉”的形式，却不具有法律的效用。然而，在网络力量日益强大的今天，“网络通缉”也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编织起一张法外之“网”，对现实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一种可以被信任的非制度力量？

　　“网络通缉”，往往使一个简单事件上升为公共事件。它的力量，也因发起者的动机，以及参与网民的个人素质，而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2006年的虐猫事件中，踩猫者被“网络通缉”后，很快被网民锁定，其个人资料被完全公布在网上，所在单位也受到责难。在网民的强大压力下，该单位停止了当事人的工作、停发工资，并责令其向公众道歉后，此事才逐渐平息下来。

　　然而，在这起看似网络胜利的案例中，却屡屡发生网民侮辱当事人人格，并骚扰其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事情。这种非理性行为，却被后来者视为“网络通缉”的规范性动作加以运用。

　　“网络通缉”行为，还因涉嫌侵犯个人隐私而行走在法律的边缘。2005年初，北京某教育中心针对其员工高某发出“网络通缉令”。法院后以侵犯名誉权，判决该教育中心在其所属网站上发文向高某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并赔偿高某精神抚慰金2万元和公证费800元。

　　法律人士指出，在网络的“江湖”里，人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虚拟世界的“执法者”，这种被夸大的力量正是“网络通缉”行为得以风靡的原因。然而，网民毕竟不是真正的“执法者”，没有制度性的权力，这使他们往往依赖于非理性的情绪宣泄，乃至人身攻击，以达到个人目的。

　　“网络通缉”行为亟待规范

　　“网络通缉”向人们展示了网络力量干预现实生活的一种可能途径。有专家指出，“网络通缉”在一定程度上开辟了一条维护社会道德秩序的传播和监督通道，有利于发挥中国民众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舆论监督作用，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温州商人林某的儿子失踪后，全国20多家网络媒体掀起的爱心寻婴行动，也让人看到了“网络通缉”的积极影响。据华龙网记者陈丹介绍，各地网民热情地加入了这一爱心寻婴行动，各种有关嫌疑保姆的线索不断，这些线索最终被汇集起来，提供给警方。

　　然而，“网络通缉”绝非可以任意为之。因为，一旦网络力量试图干预现实生活，就必然面对现实社会的法律和秩序的制约，突破这一界限，“网络通缉”就演变成“网络暴力”。

　　专家认为，积极发挥网络对社会的影响，必须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国家要对“网络通缉”行为进行立法管理，防止恶意信息的传播；另一方面，各大网站要加强信息管理，杜绝恶意的“网络通缉”信息通过自己的渠道传播。

　　截至2006年底，我国网民总数已超过1.2亿，网站总数近80万家，上网计算机超过5000万台。它们一同构筑起一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对于广大网民来说，提高自身的法律和道德意识，文明上网，才是利用网络发挥自身影响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