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百年回归小众艺术 濮存昕痴迷舞台20载(图)

《黑奴吁天录》剧照

《暗恋桃花源》短短时间已在大陆上演三轮。

　　话剧百年：繁盛与孤独

　　百年前，话剧是几个孤独“愤青”捣鼓起来的舶来艺术；

　　百年后，话剧又回到了为少数知识青年关心、观赏的小众艺术。

　　看似最红火的上海话剧市场，抽样调查却显示，上海话剧的基本观众仅为2万余人。

　　现在，我们可以用7个人的舞台人生来体味话剧的第一个百年；但是明天，我们还会有第二个话剧百年吗？（钱亦蕉）

　　胡伟民：归来十年，舞台十年

　　胡伟民：1932年7月24日生于江苏常熟，1989年6月20日卒于上海。

1952年毕业于上海戏剧专科学校，留校任教至1959年。后“下放”至北大荒农场及扬州等地。1979年获平反归来，任上海青年话剧团国家一级导演。胡伟民是新中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戏剧工作者，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探索戏剧——新时期话剧”里程碑式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中国话剧史上拥有“南胡（伟民）北林（兆华）”的地位。

　　撰稿／陆幸生（记者）

　　“杀人的步子，你应该这么走。”上身白色T恤，下着牛仔长裤的胡雪桦，从台口杂物箱上站起身来，说话口气直截了当。正在为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的上海演出紧张排练话剧《喜马拉雅王子》，导演胡雪桦和他的藏族团队，在上海戏剧学院端钧剧场的舞台上，进行着“体力劳动”。

　　一对似是情人的男女在左侧台口低语，稍后，一位拄拐杖的老奶奶，用彻悟的眼神注视着这样的情爱场面，沉默不语。后方中央，一位身着白色藏衣的老汉，口中念念有词，蒲巴甲饰演的王子，手执长剑，挺立右侧。舞台后方是两队手握武器的方阵，标志杀戮和流血即在眼前。

　　这是一组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在同一场面的人物。是舞台批准和实现了如是人物最大范畴的聚会。因为，这些分散在生活“各处”的人物的当时形态和心理，就是这般确凿。艺术有自家法则，舞台充满了魔力。

　　胡雪桦告诉我，“这是第一次囊括了数代西藏话剧演员杰出代表的演出，时间是5月下旬，地点在上海大剧院”。

　　来到胡雪桦办公室，墙壁上有几个镜框，用手指触摸镜框的玻璃，薄薄的灰尘在说明，悬挂已有许久了。

　　靠屋门的镜框内，装着一张会议海报。棕色画面上印着两个人的脸庞，一个是梅兰芳，还有一个是戴眼镜的外国面孔。海报标题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处在变化中的世界”国际研讨会。举办方是全苏戏剧家协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国际中心。下方用似是笨拙的笔触，标出会议时间：1989．2．27－3．9，地点是莫斯科。

　　当年，胡伟民应邀到苏联出席会议，收藏了这张海报，并将它寄给了正在美国求学的儿子胡雪桦。子承父业的胡雪桦，如今又将这份海报带回上海，悬挂在当年父亲求学和教课的地方。一个轮回，18年过去了。

　　胡雪桦说，父亲当然不会想到，俟会议结束，距离他离开这个世界，自己的生命仅仅只剩下了3个月零几天的时间长度。

　　1979年，胡伟民劫后归来，肩头堆满了那个被流放年代的厚厚尘埃。永远是（胡雪桦语）胡伟民导演的话剧文学顾问的余秋雨，曾经在《胡伟民印象》中这样刻画：

　　我常常疑惑：这真是他吗？50年代初期就因阅读胡风主编的杂志受累，50年代中期与许多文化精英一样戴着一顶沉重的帽子发配边荒。他曾在零下40度的北大荒烧炭，他曾在苏北一家花鸟商店养鸟，他不得不把最好的青春年华遗弃在屈辱的荒原。直到被古人说成已“无所求”的年岁，他回来了。

　　他在朱端钧先生的遗体前泣不成声，以一颗颤瑟的心灵暗暗发誓：您的学生将以一种独创性的劳动，来祭奠您。他身上压着太重的使命，他脚下有着太长的追赶路途。人们开始为他喝彩。而我，则常常从他与年岁不相称的奋斗状态中，辛酸地看到中国艺术的悲怆。

　　从1979年到1989年，在“归来”的十年里，胡伟民导演了40余出舞台戏。绝大部分是话剧，还有京剧、越剧、淮剧、滑稽戏，甚至有外地品种的桂剧和川剧。他导演了莎士比亚的《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萨特的《肮脏的手》、奥尼尔的《大神布朗》等著名剧目。英雄自有英雄式的死亡，在长达20多年的屈辱路上，胡伟民肯定思考过，飘摇生涯中自己的“结束”式样。只有死，属于自己，当然不甘，然而无奈，能够保持的就只剩下落幕时分的“演出”了。胡伟民熟识那个时节中国基层，直至底层的万千世相，也对这样的熟识进行了最深刻的反省：一个人倘若没有怀疑精神简直一钱不值，有时候在忠诚和怀疑精神之间会发生矛盾；这是一种富有成果的矛盾。《大神布朗》最后的台词给了一个警察，他面向全体观众发问：人这个字，怎么写？这其实是胡伟民的发问，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发问。

　　胡伟民导演了《游园惊梦》。原作者白先勇先生表示，与胡伟民先生的合作非常愉快。戏即人生，人生即戏，这又岂不是胡伟民因为“长错了一根骨头”，“只活过一次”，而期望着表示自己从来思维健全、体魄健康的仰天呼唤？

　　在“归来”的日子里，胡伟民撰文，他提出：现代戏剧要东张西望、“无法无天”，既要吸收民族遗产以及世界戏剧的精华，更要敢于从原来的规则中走出来，大胆创新。同行和观众对他的评价是：胡伟民的舞台艺术让观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而胡伟民最想导演的，是自己编剧的《傅雷与傅聪》。

　　上世纪1986年夏天，黑龙江农垦总局第一次组团邀请“老朋友回访”。我作为知识青年代表，而胡伟民是“右派”代表之一，我们奔行在黑土地上。在火车上，胡伟民给我阅读《傅雷与傅聪》的手稿。如今回想，回访团行程紧凑，几乎每个人都在享受着政治平反或功成名就，至少是“人模狗样”（我们当初就是如此形容自己重归黑土地的）贵宾待遇的时候，胡伟民不离身的背包里，放的就是未定稿的《傅雷与傅聪》，考虑着怎样更加深刻展示“如此这般坚定地要毁灭生命的原因”。车轮滚滚，胡伟民提到了我们共同熟知的姓名、熟知的支撑，还有熟知的诬陷和熟知的死亡。

　　在香港话剧团已排练成功，演出日期业已确定，商业票务已经运行的时刻，胡伟民心脏病突发而去世。他骑着自行车去到医院，永不归来。有朋友这样欲言又止地勾勒胡伟民的突然离去：

　　胡伟民是那么敏感的人，他为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扭曲地抗争，也会一遇高压便下意识地“碰鼻子拐弯”；他会说几句调侃的话来表示自己的洒脱。然而事实上他远不是一个什么都不在意的人，于是那些隐忍的、郁积在内心的憋屈，终于爆发为不可收拾的弥漫性心肌梗死。

　　在另一位如今也是导演的儿子胡雪杨笔下，父亲的死拥有着形而上的哲学气息：

　　胡伟民的死法，是上帝安排的：单车赴医、猝然去世，孤零零，冷清清。每每想到父亲死前无一人知晓，无片言只语，只有一身傲骨，傲骨一身，我便难以自制。有时候我常常把自己作为父亲的朋友，看待他对自己死亡的处理，便不由自主地叹道：“干得真漂亮！”

　　沙叶新这样说到胡伟民的英年早逝：这一打击使上海话剧界几年喘不过气来。余秋雨更为决绝，在胡伟民追悼会上，他发言：“我将不会在上海戏剧界孤独地逗留，因为我的朋友已经死在那里了。”今天的胡雪桦给我讲述，十年后话剧界举行纪念胡伟民的活动，当时身在香港的余秋雨发回传真：我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余秋雨不愿“孤独地逗留”的含意之一，似将他人放在了孤独的位置。只是，在胡伟民去世18年后，每当说起胡伟民，我耳边听到的表述总是：因为他的死，上海话剧界格局顷刻发生了倾斜，上海戏剧界天幕顿时出现了真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艺术家、什么样的导演的离去，才能够发生这样地震一般的年代断裂，而至今还没有谁能来填补这巨大空缺？

　　1991年8月，学业有成的胡雪桦，将《傅雷与傅聪》译成英文，在纽约舞台上作了世界性的首演。谢幕时分，导演胡雪桦登台，他久久地哽咽无语，最后他的手指向天空说：我觉得，父亲现在就在天上看着我。当年11月，《傅雷与傅聪》在香港演出成功。现在，上海戏剧学院胡雪桦的办公室墙上，悬挂着这两次演出的海报。

　　胡雪桦这样概括自己父亲的“归来十年、舞台十年”：

　　胡伟民是第一届上戏毕业生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中国戏剧史——话剧百年史，离开了“文革”后的八十年代就缺少了最光彩的一章，这其中没有了胡伟民就没有了“探索戏剧——新时期话剧”的重要的一页，也就没有了上海话剧乃至南方话剧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南胡（伟民）北林（兆华）”的出现，是“文革”后中国剧坛的客观写照，是导演艺术发展创新的时代骄傲，是继“南黄（佐临）北焦（菊隐）”后里程碑式人物的应运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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