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别把有才华的人逼疯了
孟京辉：1982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开始接触话剧。
撰稿／张 静（记者）
国家话剧院灯光昏暗的一楼排练室，我刚打了一个小盹儿，乍见孟京辉走来，还以为时光倒流至1999年。那时他正在忙活后来名动江湖的《恋爱的犀牛》，也是套着这么一件宽宽大大的连帽T恤和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唯一不同的是胖了。
采访的时候，他就像廖一梅在《我爱的男孩们都已老了》中所写：“一个个叛逆少年变成温和的中年人，在街头大声唱歌的人现在安静地坐在桌角。”
她这位曾经是著名愤青的丈夫，如今“稳重、宽容，是受人尊敬的导演，被人称为老师，懂得以有效的方式坚持自我”。只不过当他眼神倏地一亮、咧着嘴笑开时，依然像极了顽皮的捣蛋分子。不高兴了爱谁谁，忍不住了还是会抄起那些痛快词儿一通扫射：××、×××、××××！
我们那时候
就是要打破传统话剧的束缚
1982年，孟京辉考入了北京师范学院（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开始了与话剧的第一次亲密接触。“都是文学青年。1979、1980级有一些大哥哥、大姐姐喜欢凑在一起演戏，我们刚进学校就跟着一起混。也没有什么剧本，自己编一些毕业、宿舍里的事儿，就在大食堂里演，挺过瘾的。”
那个时代要的就是打破传统话剧的束缚。“《雷雨》？太土了；《等待戈多》？也没那么洋。你要说一个国外的谁都没听说过的，一通乱侃，别人才会对你投去羡慕的目光。”
毕业后，21岁的孟京辉被分配到化工学校当语文老师，月工资150多元。国庆节，他左手提着5斤牛肉，右手拎着一捆带鱼，兜里揣着俩月工资，路过小卖部再来瓶“天府可乐”，那叫意气风发。可两年后他就辞掉这份优差去考中央戏剧学院的研究生。
国内的实验先锋戏剧一度号称MM时代，指的就是牟森和孟京辉。当年牟森创办了“文革”后第一个民办剧团“蛙”剧团，尚在化工学校的孟京辉就“不务正业”追随了去，演一头质疑生命的意义，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绞索、苦苦挣扎的犀牛。“通过演戏认识了很多朋友，报考前一年就在戏剧学院的宿舍里混了。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事儿，经常在戏剧学院的花园或者北大的操场上弹吉他唱歌，一点一点学表演玩得很开心，慢慢觉得就应该到这个学校来。”
中戏在东南，北大在西北，整一个大斜角。孟京辉当时经常从大郊亭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去北大。一个激情沸腾的年轻人在八九十年代，骑着车，耳边呼呼地刮着北方特有的大风，脑子里的思考就像符号、热气一样咕嘟咕嘟往外冒。“我觉得自己的思想是有渗透力的，对人生的未来空间是有刺激的，一定要想办法传播开去。但自己这些想法，谁能真正理解呢？这就需要一些有质量的朋友。”
志同道合者包括张扬、张一白、施润玖、蔡尚君，也有后来成为“革命伴侣”的廖一梅。在形成自己的表达之前，孟京辉最早从国外的戏剧入手，如《升降机》、《等待戈多》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在那时，他的戏便表现出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潜质。
学弟史航说孟氏《等待戈多》是第一部让你想哭的荒诞剧。“不再是剧本朗诵或者与观众的僵持，这回是真的荒诞和真的深情。”
老孟最早相中了操场上的煤堆，在他心目中，大概哪个演出场地都没有比这堆煤更能展现“荒诞和诗意的双重巅峰”。未遂，后改在规规矩矩的四楼礼堂。
公演前两天，廖一梅去场地打扫时，全体剧组成员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累极而眠。原来孟京辉想制造“医院恐惧”的效果，嫌礼堂的墙壁太脏了，大伙儿居然熬了一夜把礼堂连窗户都粉刷了一遍。
孟京辉说，在当年，别人知道你是搞话剧的，目光里就透着怜悯：这孩子不缺胳膊不缺腿，怎么搞起话剧来了？可以想见，他们这拨人的理想也不会受到多少人的理解。孟京辉研究生毕业后一年内甚至没有工作。
“那时候没什么事干，挺无聊的，烦着呢。到各处晃悠了一年，又去贵州帮人家做电视剧，一点意思都没有，觉得人生特别没有目的。回来后又不愿意跟父母住在一起，继续在戏剧学院宿舍里混。我是戏剧学院小操场上球龄最长的人。从1987年一直踢到2003年。”
史航对“孟氏踢球”的风格印象深刻。“成天在操场里踢球，张罗着让所有人的跑动都更加积极。”“跑动要积极，老孟一辈子就是靠这句话撑着。”不过在孟京辉看来，他认为自己的最大特点是对形式感的追求比较强。“进球都要玩个倒勾，或者几个人巧妙配合，直接进没什么意思。”
老孟的成名有点突然
1992年12月，已经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导演的孟京辉和戏剧学院的学生们排了一部《思凡双下山》，谢幕时一片狂欢，演员们兴奋得向观众席泼水。几天后，国家实验话剧院院长赵有亮便问孟京辉：“能不能把这个戏搬上剧院演？给你20天的时间。”
修改后的《思凡》在国家实验话剧院连演了二十多场，引起了轰动。继而孟京辉又和自己的“战友们”排了法国作家日奈的名作《阳台》，票价涨到了30元钱，据说当时人艺的票价还是个位数。
“一发不可收”之时，孟京辉依然醉心于“胡闹”。1994年底，他排了部没有故事情节，通篇只有肆意的表白“我爱×××”：我爱光，我爱于是便有了光，我爱你，我爱于是便有了你；我爱童年中的白衬衫蓝裤子红药水……
当时王朔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当孟京辉把本子拿给他看的时候，王朔差点没昏过去。尽管如此，还是支援了5万元，解了孟京辉燃眉之急。
这出戏没让公演，匆匆在一个排练场搞了几场“地下演出”，王朔摩拳擦掌给出了不少馊主意：“现场可以免费赠送小吃，死命加盐，观众咸得冒火的时候，剧组再高价出售饮料，以求略有收益；为防止观众中途退场，建议场灯熄灭之后，马上落下铁闸门，上厕所都不让出去，让全体观众与演员死守在一起……”
《我爱×××》演出时，一个女观众突然站起来，愤怒地撕碎节目单，扬长而去。
真正的转折是1999年的《恋爱的犀牛》。20场场场爆满，被业内狂呼为：戏剧开始赚钱了！从此孟京辉被奉为实验戏剧赚钱的金字招牌，走进小剧场看先锋戏慢慢成为一种时尚。
他从小就无法被京剧这些中国的古典戏剧打动。“虽然我也意识到这是我最大的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慢慢感觉到它的美，但仅仅是这样，我就是没有兴趣。”80年代西方的戏剧流派和思想突然出现，正好对了孟京辉的胃口。“西方文学中有两部作品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百年孤独》，还有一个就是《等待戈多》。”
孟京辉还认为他现在做的所有事情都是跟他个人的特点、美学背景、教育背景有关，包括成长经历。“我是一个北京机关大院里长大的孩子。机关大院孩子的特点是尊重文学，Knowle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王朔、姜文他们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正相反，Power is knowledge力量就是知识。我本能的就有北京孩子“混不吝”的性格，不为物质所利诱，当时的时代背景又对我进行了教育方面的渗透，所以我觉得走上今天这条路很正常。”
孟京辉的父亲是位特别正统的老干部，刚开始都不好意思和别人说儿子在上中戏，而且是学导演的。有一次，孟京辉在中央电视台接受采访时说，我爸爸从小教育我，要为人民服务，我现在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后来这个访谈被他爸爸看到了，非常欣慰。
总结实验戏剧20年，孟京辉、林兆华、牟森，是三个绕不过去的名字。
你们是有可能把我逼疯的
新民周刊：你觉得搞实验话剧最困难是什么时期？
孟京辉：这个问题我这么回答你：我早忘了。就像谈恋爱的时候，你也追求过一些女孩，有的不太喜欢你，给你白眼，让你觉得这是自己一个很非分的幻想。当你走到人生某一个阶段时，你发现那些令你觉得特别难受的，你真的都淡忘了，留下的都是美好或者遗憾的记忆。
我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把那些回忆打入地牢，它们再也不会出来了。
新民周刊：你是近年来最受欢迎、也最有争议的导演，针对你的反对声从来没有停止过：《像鸡毛一样飞》是在糟蹋电影；《琥珀》与艺术无关；形式大于内容……你如何回应来自外部的批评？
孟京辉：我跟别人这样说、那样说，实际上最后的一句话是：你们别老说这说那的，孟京辉就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你敢否认这点吗？别把有才能的人给逼疯了你们是有可能把我逼疯的，有可能！
新民周刊：你是说他们是用一种话语权力来扼杀才华？
孟京辉：对，咱们现在没人来认真地注意这一点。形式是有意味的内容也好，形式就是形式也好，什么古典的、世界观、方法论，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不是平庸的。巴尔扎克——有才华，王朔——有才华，崔健——有才华。这些才华都是老天给的，都是历史长河里精神、文化的堆积物，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代言。你对有才华的人，当然可以说三道四，但是真别让他们疯了，窦唯就疯了。你干嘛要这样，这是老天给众生的礼物。没办法，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会这么愤世嫉俗？
孟京辉：我特别喜欢跟有道德底线的、有才华的人合作。当你和很有智慧的人合作的时候，你觉得你的人生都被点亮了。而有些人说出话来就那么没水准，我瞧不起他，懒得搭理。
新民周刊：为什么你一直不看重话剧的故事性，更看重一种意境的表达？
孟京辉：我会讲故事，《艳遇》的结构起承转合、非常完整。我除了把故事本身讲完整了，还讲出了故事底下的潜流层面以及故事上面漂着的表层：一个浮华的办公室恋情。没有一部教科书教学生如何把这三个方面讲出来。所以我觉得讲故事对我而言很容易，我不是不擅长，真是不屑于讲。
新民周刊：你的实验话剧常让人看不懂，你觉得“看得懂”重不重要？
孟京辉：海明威说文学作品就是一座冰山，你只能看到一部分，戏剧更是如此。有的人会潜水，看到的多一点；有的人家里就有潜水艇，直接能看到根了。而我没有精力管这些，只能不停地往前走。有批评说我怎么能做这种戏。我就做怎么了？我不是大众情人，也不是大众文化的宠儿，你爱理解不理解。
我就是一个做蛋糕的师傅
新民周刊：有人认为影视明星回归剧场只是来给死亡的话剧打针鸡血。你怎么看﹖
孟京辉：你能看得出来，袁泉、刘烨、高圆圆、夏雨、陈建斌，他们是真爱话剧，明星才是他们的第二职业。咱们不是说影视圈的坏话，它的社会性太强，名利欲太多。明星们到这儿来演出，真的是一种心灵净化。他们实际上在做一个梦，戏剧是一个特别纯洁的梦。
新民周刊：与其他小剧场导演相比，你的名字几乎成了票房的保证。但也有观众担心你会逐步向商业化蜕变，失去原有的“孟氏风格”。
孟京辉：所以有些人就急了：凭什么孟京辉这边搞艺术，那边还挣钱，把自己养活得挺好。我觉得这挺正常呀。我在当代社会就是一个做蛋糕的师傅。有人帮着我卖，我只用把糕点做好就行了。管它是先锋的、传统的，只要它是一个好蛋糕，一个值得关注、鉴赏、品味的蛋糕。只不过我原来做的蛋糕模样可能糙了点，现在把它精细化了。虽然装饰、内力的质感都变了，老字号的品质是可以保证的。
上个月我们在上海大剧院做讲座，一位观众看完了《艳遇》提出来：“我们觉得孟京辉你的戏剧招牌是实验的、先锋的，就应该是少数人的。如果大众都理解了，你就不是先锋了。”旁边一位站起来质问他“你刚才口口声声说和孟京辉是共同成长的，但是你现在有了房子、高级汽车，凭什么还要孟京辉接着在那个地方受苦捱穷，你是站在一个精神制高点上对创作者进行极大的剥削和刺激。”
我后来这么问第一位观众：“是不是我作为先锋，如果还处于很弱势的状态，你就能好受一点儿？”他说：“我心里也不好受。”我说那就对了。商业剧完全是以赢得观众票房为第一目的，而我们不是。我用商业的套路去操作宣传，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来看，让我们的艺术追求影响更多的人。
新民周刊：似乎你的骨子里更喜欢小剧场？
孟京辉：对，我觉得小剧场挺带劲的，我觉得小剧场可以肆意胡为，玩得特别开心，在大剧场就不行。你说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演一个特实验的剧，我上哪儿找这5000人来看？那是对自己根本没有把握的人才会干的事儿．在哪个山头要唱哪个歌，在哪个场要做跟这个场的氛围、空间相应的事。
新民周刊：十多年来你在话剧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批判的姿态和力度有变化吗？有评论说《艳遇》的力度就减弱了？
孟京辉：我现在批判得少了。人家讲多说不做嘴把式，不说不做假把式，又说又做才是真把式。我现在是说得少了，做得多了，可能是实在把式吧。
“话剧现在还是挺繁荣的”
新民周刊：话剧百年的研讨会上没有看到你参加。
孟京辉：没人通知我。我不算跟他们百年有什么关系的人。
新民周刊：林兆华导演接到了邀请但没去。他曾告诉我说，自己一开口就容易找骂，想想还是别去惹麻烦。
孟京辉：现在我也是不能乱说话，有时候不知道就得罪谁了。以前年轻，没有各种资历，说什么别人不理你，觉得就跟一小狗似的瞎叫，懒得跟你玩儿。现在你要说多了，人家真的会有点急。
新民周刊：张广天前段时间在博客上说目前是舞台剧最没落的年代，你认为呢？
孟京辉：说实在的，10年前话剧是真没意思了，和那时候对比起来我觉得话剧现在还是挺繁荣的。最重要的是从根上说，市场好了。有人说根是观众，其实根必须是欣赏主体，有一批好的演员。然后才是话剧的观众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宽容了。观众的欣赏水平也在提高，很多都是跟着话剧一起成长起来的。第三，投资的路数、环境也变得专业化、多样化了。无论是来自于商业赞助、自己的票房、政府补贴还是国外的基金会，你管他呢，能产生出好的精神作品就行了。你会发现投资人越来越愿意投这个领域。第四，围绕前三个主体，周边导演、舞美、编剧的人才也开始进来了。
当这些都一点一点地慢慢形成，我觉得戏剧环境毫无疑问是好了，还呈现出来一些有希望的空间。
新民周刊：十多年前，你们一帮中戏的同学说要改变中国的戏剧，现在你觉得你们改变了吗？
孟京辉：10年前在戏剧学院的时候，恰同学少年，扬言要改变中国戏剧，或多或少确实做到了。有的是我们突然间被认为是主流，不知道我们的糖衣后面还有炮弹，他们就吞了。有的是完全在边缘走。我对边缘也不是什么多骄傲的姿态。没什么，在一个巨大的主体面前，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地成为边缘。但是让一个边缘影响到主体，影响到文化的特质，这个很难。
新民周刊：你最受欢迎的小剧场作品《恋爱的犀牛》、国内最大型的儿童剧《魔山》，首部大剧场作品《琥珀》以及首部电影《像鸡毛一样飞》的编剧都是廖一梅。你曾说女人除了纯净没什么值得夸的，你怎么看你的夫人？
孟京辉：她是一个纯净的女人，但同时也挺聪明的，比我聪明多了。
新民周刊：廖一梅说若论起愤世嫉俗，她比你还要厉害，连掩饰都不会。你的戏那么先锋，是不是因为身后有位永远也无法妥协的女人？
孟京辉：她不是愤怒，她是骄傲，不屑于跟自己不是同一个智商的人对话和生存。但是她基本不影响我，我特别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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