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迟到的马尔特

　　迟到的马尔特

　　BY 张斌璐

　　时至如今，我们还有必要去聒噪于时代图景的琐碎或者救赎的无望吗？经过两个多世纪资本扩张的洗礼，艺术的行程亦逐渐越过了对现代性的探视和震惊，从尼采式的狂乱走向了如今接近于麻木的呻吟。

　　回顾历史，西方艺术在20世纪初一度经历了地震般的变革，梵高、塞尚或者普鲁斯特、卡夫卡，均把一种充满动荡感和不安感的艺术形态展现在人类精神视野中。这场被称作“现代主义”的变革在西方社会伴随了一系列的政治革命和观念革命而发生，并从而生成了属于一个世纪的人类精神状貌。但是当中国人真正开始广泛触及这一类艺术体验之时，却比西方整整晚了近八十年。

　　这种迟到的震惊是由一批卓越的翻译家带来的，在80年代的作品译介以及文学史家对世界文学史的重新梳理过程中，中国的读者开始真正确立了自己文化的位置以及对西方文学的总体观念。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于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叶廷芳翻译的卡夫卡，这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大陆的重要文化景观。一名富有学养的中国读者或许在习惯了阅读雨果或者斯汤达式的文学之后，突然迅速地遭遇到马尔克斯，然后又跳跃到萨特、纪德。20世纪西方艺术在80年代如同一波毫无征兆的激流冲向中国文化的堤岸，那些本应安安分分地呆在历史上的作家们一朝突然挤到了这个东方的国度来，在这里被迫进行重新列队。

　　在这一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作品遭到无情的筛选同样在所难免。众所周知，普鲁斯特的巨著《追忆似水年华》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由萧乾和文洁若推出中文全译本，而另一些巨著，如乔伊斯的《为芬尼根守灵》，至今仍没有中文全译本问世。尽管人们早已通过间接叙述了解了那些显赫的标题，可对于绝大部分外语并不良好的读者而言，那些未曾翻译进来的著作仍像一片神秘的荒地，对外散发着极大的诱惑。

　　于是，我们不得不接受如下这一现实：中国读者直等到2007年，才真正通过汉语读到了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小说《马尔特手记》。这自然令人欣慰，但同样使人难堪。当人们已经对卡夫卡、普鲁斯特熟稔得几乎如数家珍之后，才获得《马尔特手记》，读者的震惊体验已经被那些后世的作家全部抢占，从而几乎使人忘记了这部小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主义鼻祖。在这部小说中，本应属于作者里尔克的那种在形式上的陌生化效果，在汉语界的接受现实里变得荡然无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通过某些在阅读过程中的刻意伪装来向这部诞生于一百年前的作品致敬。这种审美上的自我伪装促使读者装扮成一个20世纪初的西方中产阶级，假装不曾经历过卡夫卡或者普鲁斯特，也假装不曾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或者传媒的迅速发展，然后重新从里尔克艰涩的断片式话语中去寻找一种永恒性的生存体验。

　　然而，这种被迫的幽默式阅读恰恰是对一部艺术作品最好的试金石，也正是在这种重新发现的过程中才能够真正发掘出人类精神中最高贵和最美丽的部分。对《马尔特手记》的内容，本文不必作无意义的梗概式复述。里尔克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他在文字间所透露出对世界的直觉感知，对灵魂的逼供，依旧在历史的风尘间散发着黄金般的光芒。人类精神的创伤在整个20世纪并没有好转的迹象，反而不断遭到遗忘和有意的漠视。在爱与恨逐渐遭到瓦解的时代，里尔克在汉语界的重新现身恰恰意味着某些难以被瓦解的事物的存在；或者说，某些尚未被瓦解的事物仍旧在等待历史赠与相应的冠冕。

　　里尔克创作这部小说花了六年的时光，而译者曹元勇同样花了六年的时光方才完成译事。译笔行文间深得里尔克神髓，其精神上之熬煎想必亦复如是。诗人精神的不死是真正珍贵的人类财产，只有在伟大的诗人身上，才能够使人从垂死的世代中看到一线生机，气息微弱但却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