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央行前总裁:“速水手榴弹”怎样炸开金融豁口
本报记者 赵忆宁
长期以来日本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作为大藏省的附属机构在发挥作用,对自民党的政治决策言听计从。但速水优在其任内改变了这一点。
从1998年至2003年速水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他促成通过的新《银行法》给予了日本银行前所未有的独立性:日本银行的唯一使命就是确保通货价值及其稳定,因而中央银行从利率政策到公开市场操作等所有政策,均由总裁、两名副总裁和6 名审议委员构成的政策委员会定夺。这使财务省(原大藏省)失去了对日本银行进行业务干预的权力,以及对日本银行正副总裁的解任权。
由于长期供职金融业,1998年上任的速水熟知日本金融正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在日本经济在经历了一段困难时期后的1997年下半年,严重的金融机构问题开始显现,北海道拓殖银行和山一证券的垮台形成的储户和投资者不安情绪正在蔓延,虽然日本银行在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政府也采取各种对策,使混乱较快地被平息,但是,动乱的金融体系造成各金融机构加强对贷款持审慎态度企业固定投资开始出现明显的下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速水优成为日本央行总裁。
近日,速水优与现任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一同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速水优: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做了
《21世纪》:非常高兴能采访二位,速水先生,作为日本银行的原总裁,你有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你对任内的自我评价如何?
速水优:今天能够请你们到这里来我们非常高兴。刚好日本银行理事堀井昭成先生也在这里,他对经济非常熟悉,也熟悉我们理事会重大的决定,详细的情况待会请他来谈。
首先我就先简单扼要介绍一下自己。那是1947年到1981年,我在银行工作了34年,然后又到商社去工作。从1998年开始担任日本银行总裁,那个时候恰逢银根紧缩,到2003年我就不再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了。
2003年以后经济增长率相对于2000年提高大概有2.5个百分点,经济开始复苏了,1988、1989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于当时的土地、楼宇、证券泡沫。2003年以后是解决金融业等很多历史积弊后,实现了一个健康的增长。
一个强势的日元和一个强势的经济时期,刚好是1998年到2003年我当总裁的时候出现。日本的金融法律在1942年以后一直没有变过,在我任期的时候就把这个法律改变了。那个时候我经常被国会议员召去,回答议员们的各种提问,一年被国会召去了80次。
《21世纪》:你所进行的改革和取得的成就的主要支持来自哪里?
速水优:我当总裁时候的首相是桥本龙太郎,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首相,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在小泉时代,内阁里边成立了一个经济咨询会,这个会议每个月开两次,首相也出席,有关经济部门的大臣和部长都出席,有民间人士4个,其中两个是教授,他们都出席这个经济咨询会,一共12个人。我作为日本银行的总裁当然也出席,经常在会议上研究出现的问题怎么来解决。现在这个咨询会要继续下去。
《21世纪》:中国读者知道你投掷的“速水手榴弹”。如果现在让你评价当时的改革,你自己怎么评价这一段历史呢?
速水优:回顾起当时的情况,在日本还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日本从来都是通货膨胀,而从来没有出现过通货紧缩,要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那样容易的。从1990年开始,股票和地产都是上涨的,但突然一下子又都下来了。
当时出现一个情况,大家都抛出股票变成现金,放到银行来存起来,银行用这个钱去帮助企业。但当时企业的破产不断的出现,借出去的钱是有去无回。结算的时候全是赤字。以至于人们进一步觉得存款放在银行里都很危险了,都不存款了。我上任后的最大目标是如何保证银行不破产。我觉得当时采取的办法,一个是增加货币的供给量,另一个是降低存款的利息,一直到利息为零。
我们还采取了银行合并的方式解决不良债权的问题。一般的发达国家最大银行是三家到四家,而日本大的银行太多了,所以就要把它们合并。日本中央银行收购各个银行的股权、股票,就像银行也掌握了很多的企业股票一样。日本银行把这些股票买过来,也就是政府把这些股票买过来。这让银行感到如释重负。我花了5年的时间通过上述的手段,解决了这些问题。在我在任期间以非常快的速度完成了大的银行的合并。
《21世纪》:你显然是促成日本央行独立性大大加强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你如何评价在你任内通过的日本《银行法》修订?
速水优:这是一份有关日本银行的新资料。日本的《银行法》主要是突出两点:一个是它的独立性;一个是它的透明度。一定要有更大的透明度,能够通俗易懂的,这非常重要。不管怎么样在我在任的期间,我能够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不管怎么样,我把通货紧缩的问题解决了,本来做这样的事情要花很多时间来完成的。
堀井昭成:中国和日本的问题一模一样
《21世纪》:你觉得日本19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金融业问题的症结何在?
堀井昭成: 1960、1970年代日本的官僚政府部门,对资金的走向起着一个导演的作用,他们来规划金融的各种事情。30多年前我进入日本银行的时候,当时是政治家就可决定银行贷款还是不贷款,或者怎么贷款,金融问题都是由政治家来主导的。但是政治家参与的这些贷款,基本上都是不良贷款。
1980年代这种导演和监督的职能逐渐衰退了,现在政治家已经不能够介入金融了,他们从导演、监督的角色变成了一个评判员。政府只是制定规则,然后用规则来评判。我觉得日本这个转变现在还不充分、不完整。
《21世纪》:这个跟中国也是比较接近的。中国银行业面临着一个政企分开的问题。但是很多地方政府还是想让钱用到自己的辖区。你们怎么解决政企分开,有怎么样的一个制度安排?
堀井昭成:中国和日本的问题是一模一样的,解决这个问题主要依靠两个:第一,对发生各种金融方面的丑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制裁这些人;第二,要靠社会舆论、新闻界。用这两个手段来阻止政治家。速水先生就任日本银行总裁是1998年3月20日,在他就任总裁的前两个礼拜左右,日本银行的一位科长(相当于我们的处长)被逮捕了。当时的总裁和副总裁为了这件事全部引咎辞职。当然当时的总裁和副总裁并没有和这个科长的实际行为有什么瓜葛,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同时,也把大藏省的官员抓起来了。一方面用严厉的制裁,一方面是舆论和社会的监督,创造了这样一个气氛,就使我们形成一个新的规则。
2006年12月一个月,日本各个县的知事,相当于一个省的省长一共抓了3个,都是因为介入了当地建筑公司招投标的问题。原来检察部门对这些领导人都是比较宽容的,现在开始严厉的制裁这些人。
《21世纪》:日本能取得这样的效果是不是还是依据法律的改进所致?
堀井昭成:不能说过去没有法律,过去也有法律。主要是现在适用这个法律的体系更严格了。我们从最最肮脏的事情开始清理,一直到后来形成有点肮脏的也要处理。就是几十年来的老账一起翻,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应该说社会的舆论也越来越严厉了。政治家和舆论界的干预是很巧妙的,它的形式是各式各样的。
《21世纪》:我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也比较了解中国,日本已经从泡沫经济中得到教训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怎么样防止形成泡沫经济问题的出现呢?
堀井昭成:中国国家太大了,你们出现问题的规模也是大的。泡沫经济出现以后,如何评价泡沫部分,中国没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来做这件事情。对每一个楼房、地产的评估,有评估师,但是不同的人评估出来的价格不一样。各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会计师,但是有些人做出来的账都言过其实。
比如说,我们一直由法院最后裁定拍卖,这个拍卖实际上是拍不起来的。我们针对泡沫经济,也就是针对每个问题,无论是用大的法律、小的规则,我们积累了一整套系统的做法,来处理这些事情。如在银行里面,我们就对每一件不良债券的评估工作做得非常细,判断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应该怎么评估。房地产的土地是很简单的,但是一栋楼的买卖却很复杂。比如说折旧是多少,都要算出来。日本从美国引进证券化的制度,我们用租金折算的做法来评估就很容易解决了。有准确的价格评价,很快我们就把泡沫部分销掉了。
我觉得,现在中国正在建立各种制度,要彻底解决还有很长路要走。现在中国关于企业的《破产法》刚刚通过了,但仅仅制定一个《破产法》是不行的,要有一个配套的程序,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执行的。利用证券化的办法处理不良资产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具体的制度中国现在还没有。
他站在日本银行家的敌对面
在官僚、企业、学界互不来往的日本社会,能够在学界与政界进出自如的人,实属凤毛麟角。曾任小泉时代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兼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金融担当大臣、总务大臣的竹中平藏即是其中之一,2006年10月,刚刚离开政界的他,回到原来的学术研究岗位,担任庆应义塾大学全球安全研究所所长。采访竹中平藏,正好是他来到庆应义塾大学并宣布退出国会议员的不久。日本朋友告知,他现在搞研究就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但是也有朋友告知,竹中在日本作报告每小时礼金是100万日元,显示其影响力不减。
如果说改革是小泉的招牌,竹中就是小泉改革的代言人。在每次改组中,小泉都把竹中放在当时改革“攻坚”的最前线。小泉推行邮政民营化改革时,竹中便出任邮政民营化担当大臣;小泉推行金融改革时,竹中出任金融担当大臣。
上任之初,竹中就发出“日本没有一家大型的银行不可能倒闭”的狠话。安倍首相与小泉截然不同,他不会给自己制造对立面和敌人,改革派与反对派都是他的朋友。于是,没有了小泉,也就没有了竹中。
在此状况下,竹中有理由相信新政府不可能像小泉一样推动改革,再也没有人会出来大声的呼吁改革。而且,对于从事经济,安倍本人不会像从事外交那样显示出丰富的经验,竹中的改革理念似乎再也不能施展用武之地了。只是,现在的他依然那样咄咄逼人和一针见血,这就是一个新自由主义改革者的真实面貌。
不愿改革的银行家应负责
《21世纪》:是否可以谈谈日本金融改革的背景?
竹中平藏: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年经济增长率达到4.5%到4.7%,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增长大幅度下滑,经济学家预测日本的经济年增长率约为2.5%-3%,但是实际上的增长率是1%,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大家都意识到存在严重的失衡问题,需要对银行体系进行调整,否则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就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这个阶段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其间,日本政府的政策发生了变化,采取了刺激内需的措施,在这十年期间,政府投资102万亿元,建设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但是,日本政府大规模投资的结果,不过使经济增长1%。
从中我们会看到银行的问题多么严重。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着重调整这一难题。2002年9月,我被小泉首相提名为金融担当大臣。在我被提名之前,许多人都说,确实需要改革,但是任何改革都没有能够进行,因为这不仅是金融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决定。
不愿意改革的银行行长们应该为此负责,他们非常不愿意进行改革,而这是他们的责任。当然,首相对我非常支持,当时的呆坏账是7%-8.4%左右,现在已经降低到2%。我当时提出的建议是在两年到两年半内,将这一比率减少一半。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结果却是,预定目标实现了。当时,我选择了一些人帮助我,并获得了许多人的支持,也受到了许多人的责备。我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而这些计划有幸获得了成功。当银行呆账率下降之时,许多报纸指出现在经济繁荣又回来了。所以,这次金融改革的背景是,1980年代的经济繁荣与1990年代的经济停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银行的问题凸现了出来,对经济发展形成了负面影响。
日本改革进行得还不够
《21世纪》:金融改革对日本经济的长期影响又是什么呢?
竹中平藏:1990年代初,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潜力不会超过2%,但新经济打破了这一点。日本现在也是一样,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经济增长潜力也就是2%。但是,从增长潜力的角度看,日本的经济会增长更快,如同10年前美国经济大讨论一样,当时都认为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过尔尔,但是其经济增长却经历了一个黄金时期。增长潜力很大可能达到3%-3.5%。
当时,人们还要讨论计算机是否会促进经济的发展,事实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因此,关于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我认为也可能达到2.5%-3%。当然,预测工作是很严肃的,我们需要对此详加论证,相关讨论也会进行下去,而这对经济增长是富有建设性的。
《21世纪》:有人告诉我,也许你可能会回到政府部门,如果这是真的,你最希望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说未来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什么?
竹中平藏:我永远不会回到政府部门,我在这里工作得很开心。日本私有化的改革,让我回味无穷,收益匪浅。我认为,日本仍然需要进一步的促成式改革,日本的改革进行得还不够,还需要更多的私有化和市场竞争。至于未来的改革,我们从邮政改革的角度看,日本的邮政资产有3000亿日元,是一笔庞大的资产,未来的潜力很大。许多世界邮政巨头如美国的联邦快递,甚至是荷兰的敦豪等,他们垄断了从东京到北京的市场,因此日本和中国的邮政部门进入这个市场领域是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进一步私有化的原因,实际上也在促进国际化,目前中日双方在讨论合作,这是大好事。
日本邮政改革的结构将是,组建发行、银行、信托、邮政等四个公司。邮政在日本有24000个分支机构,是庞然大物,其发展潜力将是无穷的。
“是经济复苏解决了不良债权问题,而非相反”
“日本的经济复苏并不是因为不良债权的解决,而是由于经济复苏才解决了不良债权”,“我认为竹中平藏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觉得经济复苏是不良债权问题解决的结果。”深尾光洋,这位日本金融界的权威非常坚持自己的观点。
深尾1981年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教授,曾任职于日本银行、日本经济企划厅,并成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委员,2005年以来深尾担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该中心每年两次撰写《金融研究报告》,对日本金融业具有很大的影响。
《21世纪》:你能否介绍一下现今日本银行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深尾光洋:2002年到2003年,日本的银行都处在处理不良资产的困扰之中。日本的银行除了有自己的原始资本之外,其余的都是靠股市的股东注入资金。由于有不良债权,国有资本减少,股市融资减少,使资本金迅速下降。
当时几乎所有的银行或者破产,或者是在破产的边缘,这将使日本的经济更加恶化。日本政府采取政策,向日本银行注入资金,保住了一部分银行,但不是全部。当时,在处理不良资产时,为避免使银行雪上加霜,造成更大的损失,尽量采取银行合并的方式来解决。
因为银行遇到了危机,一部分人把存款从银行提走了。政府采取措施包括:政府承诺,保护储户的利益,阻止了储蓄的减少;央行向其他的银行注资。日本央行所有的资本一般是日本GDP的10%,为了增强日本央行资金运作的能力,日本央行的资本金增加了两倍以上。
《21世纪》:目前日本银行处理呆坏账的进展如何?到现在为止会对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深尾光洋:对政府和银行来讲,投入资金和资本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银行更关心的是资本的收入,在政府支持下,日本银行资本从2001年到2006年扩大了1.5倍,资金(包括债权融资)增加了2倍。
为了使一部分银行避免破产,政府注入了资金;为了让国民的存款能够安心,政府做出了担保。就这两点而言,得到了金融界和老百姓普遍的好评。但是,不是因为金融政策和制度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这是不对的,而是由于日本经济发展了,所以银行业收益高了,是这么带动的。
《21世纪》:中国银行业的不良债权和日本的差别在哪里?相应的出路又有何不同?
深尾光洋:中国的银行的不良债权和日本的不良债权情况是不一样的,因为导因是不一样的。日本是因为日本经济总体上不景气,而投资者对这种情况没有预测到,所以破产了,产生不良债权。中国的银行以前的情况是,这笔贷款能不能贷不是银行自己决定的,贷还是不贷有政府部门的干预,所以不良债权不完全是银行自身造成的。银行并不能拒绝对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所以造成了银行本身的不良债权。我认为中国不良债权问题的解决还是很有希望的,只要是中国经济发展了,企业经济发展了,不良债权自然就减少了。
《21世纪》:你谈到人们对日本银行的前景不看好,储蓄从什么时候开始从银行流走的?
深尾光洋:这种不信任感是一点点产生的,基本上起源于1990年代中期偏后的时候,首先是金融债的持有者,拿债券到银行去兑换现金。金融债券,基本上是五年到期的,以及一年期的,这不算在存款里面的,但是也是银行资金的来源。因为持有这种债券的人害怕一旦银行破产是无法兑换的,跟存款还不一样(这一项有政府保障)。金融债的保有量1997年、1998年到了低谷。
《21世纪》:你觉得日本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的解决与近年来日本经济复苏的关系如何?
深尾光洋:拓殖银行、商业证券、生命保险的连环破产,给日本的金融行业造成了极大的信誉上的损失,其他的一些银行都开始隐瞒自己的一些真实情况,大家都开始回收自己的资金,出现了一个大家回收资金的一个高潮,银行自身感到自己的资金不安全了,整个金融业开始重新洗牌。
后来开始清理不良债权。但是由于整个银根紧缩,所以银行增资非常困难,政府不得不买进各个银行的股票,以这种形式向各个银行增资。主要是三项措施,一是处理不良债权,第二是注入资金,第三是保护国民存款,用三条措施来解决金融存在的问题。然后对银行的监督、检查和银行的经营分开。这个就是所谓日本金融制度和政策的改变。
但是光靠这些并没有使日本经济复苏,金融机构的银行健全了,经济也有继续恶化的可能。如果经济本身不复苏的话,即使银行清理了不良债权,还会产生新的不良债权。
《21世纪》:听你所讲,是不是能得出一个结论,你认为日本处理呆坏账不能过高的评价,经济的复苏还是依赖市场本身?
深尾光洋:是的,日本的经济复苏并不是因为不良债权的解决,而是由于经济复苏了才解决了不良债权。是因为经济发展了,才恢复了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誉,反过来对解决不良债权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恢复自己的信誉,又会促进经济的发展。
《21世纪》:非常感谢,关于这个问题,中国人一般认为是先解决了银行不良资产才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恢复。
深尾光洋:现在日本有这种看法的人也很多,实际上不是这样,竹中平藏评价就是这么认为的,我跟竹中平藏评价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认为竹中平藏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觉得经济复苏是不良债权问题解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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