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罗家伦

　　罗家伦女儿罗久芳讲述的父亲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个动荡与希望、启蒙与救亡并存的年代。

　　北大的罗家伦

　　父亲是浙江绍兴人，1897年出生于江西南昌，他早年受家塾式传统教育，并在传教士开设的夜校补习英文。

　　1915年，父亲考进复旦公学中学部。1917年夏，父亲投考北大，主修外文。

　　1919年1月1日，父亲和同学们一起出版了《新潮》杂志，第1－5期的总编是傅斯年，父亲任编辑，两人写了很多关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等意气风发的文章，成为继《新青年》之后，倡导新文化运动第二种最有影响的刊物。

　　1919年4月，中国在巴黎和会失利的消息传到北大，父亲和一些同学便商议对策，为了不给北大和蔡元培校长造成压力，他们商定5月7日这天，联合市民游行抗议。可是到了5月3日，蔡元培校长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对山东问题做出退让，立即通知了父亲、段锡朋、傅斯年和康白情等人。当天深夜，大家决议改在5月4日这一天去天安门集合游行。当晚父亲与江绍原、张廷济一道，被各校代表推举为总代表。父亲的任务包括连夜购买写标语的白布，联络各校学生，起草宣言，向各国驻华使馆交备忘录等。

　　“五四”那天散发的唯一一份印刷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传单是父亲起草的。1919年5月4日那天上午，父亲从外面赶回北大时，一位同学说：“今天的运动，不可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公推北大起草，北大同学又推举父亲来写。时间紧迫，不容推辞，父亲就站在一个长桌旁边，写好了宣言。宣言虽然只有180字，却写得大气磅礴，极富号召力。特别是最后那几句：“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现在读起来还让人心潮澎湃。

　　1919年5月26日，父亲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一篇短文，题为《五四运动的精神》，第一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定格为“五四运动”。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

　　1923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10年中大校长

　　1932年8月，父亲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当时中央大学因“九一八”事变后学潮澎湃，面临解散危机。父亲深知其中种种困难，对教育行政工作也已有厌弃之感，所以当他得知行政院会议决定派他出任校长时，坚决力辞不就。但他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亲自到家，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终于说服父亲。

　　父亲以他年轻时游学欧美的经历，希望他掌管下的中央大学无论在课程、设备及学术环境方面都显现出一个新式学校的风范。父亲性格耿直，处理问题不愿妥协让步，即便有政党要人向他推荐教授，只要他认为不合适的，也一概不收。父亲在中央大学时，经常邀请中外名流、学者，包括抗战时期的周恩来、马寅初等来校演讲，按他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这些国立大学里一流的大学。

　　抗战一开始，中央大学先后四次被炸。在第一次被炸后，父亲就开始准备迁校。那时，日军刚侵入华北，很多人认为中日会有“和”的可能，他们认为父亲的迁校之举是“动摇社会人心”，是逃兵之举，指责之辞不绝于耳。父亲也不解释，关于新校址，大家也意见不一。有的主张迁到南京郊外，有的主张迁上海租界，有的主张迁武昌珞珈山。父亲认为中日战争会持续很久，如果迁校就到重庆最好。因为从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以直达，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防空。父亲对迁校之事，早有准备，在“七七事变”一年前，父亲就叮嘱总务处，造500多只木箱，箱里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到了真正迁校时，这些箱子对于很多书籍和仪器的顺利搬迁起了很大作用。

　　父亲在压力之下做出的迁校决定，实际上为中国保存了一个完整的大学。1937年11月初，中央大学就在重庆开学复课，抗战8年中，教学从未间断，损失最小、秩序最稳定，这在当时全国高校中，确实绝无仅有。

　　在抗战期间，父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可见父亲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在抗战初期的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的几年中，当时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中央大学在当时也是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

　　在那个充满政治纷争的年代，“中大校长”一职绝不是一个美差。父亲处于各种政治力量争斗与牵制中，承担了很多压力。1941年夏，精疲力竭的父亲辞去中央大学校长的职务。

　　罗久芳 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