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适房降房价的台湾故事

　　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经适房降房价的台湾故事

　　近日，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对媒体发布其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比例，根据广州市“十一五”规划，经济适用房将达到住房建设总量的17%。广州可能是在中国一级城市中最清晰发布经适房规划的城市（将是“供应冲击模式”最积极的履行者）。

　　打压房价主要有两种模式：“供应冲击模式”和“强人模式”。“强人模式”常常出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以下的阶段，其房价上涨的推动力往往同投资型信贷有关，银行资金大量投资房地产并赚取投机收益。中国大陆在1992-1993年就是这个情形，1992年的房地产投资总额比1991年增长117%，1993年上半年又比1992年增长115%。同时新建家庭住房的价格飙升，例如深圳在1991年的房价为每平米3000元，1993年则接近5000元。珠三角的房价在1992年上涨了60%，全国上涨了40%。随后，在1993年7月，当时中央政府采用急剧收紧银根的做法。房价开始迅速跌落。

　　但是，一旦因经济发展而滋生出来的利益集团已经有足够的控制力和话语权消除了“强人模式”生存的土壤，这个模式就失效了。那么，可以被诸多利益群体所接受的方式就是“供应冲击模式”。很多历史证明这种手段是非常有效的。我们目前的一些现实在中国台湾地区过去的房价故事中可以找到影子。台湾地区面积只有3.6万平方公里，人口大约是2300万。参考多种因素，可以将台湾地区同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做一个比较。

　　台湾地区在1973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房价上涨，台北的价格当年上涨60%，随后受到政治强人的打压，沉寂了。在1978-1980年开始重新爆发，房价上涨一倍，不过，究其原因还在于软货币所致，整个1970年代台湾的货币供应非常大，通胀势头明显（当时“伊朗门”导致的油价上涨因素），为了保值，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抬升了房价。坦率地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台湾房价两次上涨的形态同中国大陆1993年那次状态很接近。而真正同2004年-2007年中国内地楼市相呼应和参照的是台湾地区在1986年-1889年的那次不可思议地大规模上涨，仅仅在1988年，台北都会区的价格在这期间飙升了200%，而且，推动房价的原动力仅仅是投机，而不是保值冲动。

　　1986年-1889年被称为台湾地区的“掠夺年代”。台湾经济学家林安乐认为，台湾房价在1980年代后期的暴涨使得“凡拥有土地者即使无一技之长，无不变成资产巨富，而为这块土地流血流汗的人要想在都市购买30坪则需几十年打拼”。值得一提的是，东方社会，无论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韩国等地在文化上对“住宅自有”看的很重，普通民众有着错误的心理账户：都认为住房投资是踏实的投资，而股票投资则是赌博行为。这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景观：尽管当时台湾地区的房价和收入之比高于英美，但是台湾的住房自有率却远远高于英美。残酷地说，高住房自有率的代价是以牺牲诸多乐趣和人性异化为代价的。另外，“入瓮”房产者大多也错失了台湾股市最黄金的年代，相反，在这一时期台湾权益市场的资金主力，套取了股市和楼市两个市场的收益，并且还将反对“‘政府’出台公房（“国宅”）冲击”的角色让工薪阶层承担，资产套利者诱导工薪阶层的“接盘者”：你们刚刚买房，如果让“国宅”推出则会冲击你们的利益，你们成为负资产阶层。

　　接受里根主义（反管制和极端自由经济）洗涤的台湾经济学家也加入资产套利者的话语圈（如薛立敏），这使得台湾地区在公屋供应冲击上始终力度很小（在1989年之前，始终只占整个住宅市场的4%）。整个1980年代几乎无所作为，直到1988年那次骇人听闻的价格狂飙之后，台湾地区“新领导人”也尝试过提高银行准备金，压缩房地产信贷，对从事房地产生意的金融机构选择性信用管制以及打击炒房提高交易税收，但房价依旧处于高位。直到1990年宣布6年“国建”计划以及劳工住宅辅助方案。1990年房价开始温和回落，并保持长期低价。1990年-2000年，台湾地区房价已经共跌去34%，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水平。

　　尽管近年来台湾地区经济低迷，但其房价故事及相应措施，有一定可取之处。打击房价的有效方式是“供应冲击型”政策。对普通民众来说，让他们经历楼市和股市两个市场的剥夺是一种历史之罪。政策应该维护股市，打击楼市，让利益能够均匀地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