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玫皮书》作者出名之困

　　媒体采访，学校邀请做讲座，让她应接不暇

　　《玫皮书》作者出名之困

　　“出名”之困

　　在5月决定“清静”一段时间之前，王蓟的手里拿着的，是1月31日到2月15日的活动日程安排表：

　　1月31日，受天津某电视台邀请，做客《沟通》栏目，讲述写性成长自助手本的初衷；

　　2月4日，受重庆某大学邀请，做“女大学生怎么保护自己”的健康讲座；

　　2月8日，就有关性教育课件，接受来自新加坡的多媒体教育硕士研究者陈某的网络访问；

　　2月11日上午，接受北京某报采访；

　　2月11日中午，到贵阳某广播电台做节目……

　　正在实习的王蓟说，媒体的频繁采访让她疲惫，但是烦恼还远远没有结束。“开始的阶段，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媒体和社会已经在关注性教育，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我写那本小册子的初衷正好相符。”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让她意外，甚至受到伤害。整个2月份和3月份，王蓟是在舆论的旋涡中度过的，在大多数人为王蓟的勇气叫好时，舆论的压力同时伴随而至：

　　先是一位老师公开提出批评，说她并不权威，写性教育读本有误导读者之嫌，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接着是家人的反对，奶奶和爸爸担心王蓟会不会因为写性教育读本而学坏。

　　最让王蓟痛苦的，是在北京某报工作的师兄的观点，劝王蓟不要参与“性教育”的事，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行，不要去凑热闹，并称王蓟的读本“不过是因为冠以女大学生和性才吸引眼球，其实幼稚得很”。

　　接下来的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和非议，有人称王蓟写性教育读本是为了出名，有人说一个女大学生写这样的东西不健康，思想有问题，更有甚者，打电话扰扰王蓟……

　　“是的，那是一个禁区，进入这个禁区，我对一切反对声音都有所准备，我所做的，不是出于教育或者引导，而仅仅只是从一个建议者的角度，把那个禁区戳穿一个小洞，最终是否成功，不在我，而在于广大青少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保护，以及在性健康教育上有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王蓟没有被反对的声音挡住，但最让她痛苦的反而是信任，来自广大青少年的求助。

　　“从《玫皮书》出版的那阵子开始，我每天要接10个以上的电话，每天要收到几十封信，有咨询健康的，述说烦恼的，寻找对策的，我因此成了青少年特别是我们同龄大学生眼中的‘性教育专家’。出于对别人信任的回答和尊敬，那时我基本每天都会耐心的给她们说我知道的，认真的去回每一封信。但是，当电话越接越多，求助信越收越多时，我根本忙不过来，只有干着急。”就这样，王蓟充当了“性教育专家的角色”，也饱尝着因此带来的烦恼。

　　陌生电话不敢接

　　4月份时，名声在外的王蓟迎来了写书以来最为烦恼的时刻。

　　在众多找王蓟诉说烦恼、寻找健康安慰的青少年中，重庆某学院的女大学生周某算典型的一个。周某忍不住青春的诱惑和男朋友住在一起，由于不懂得避孕常识，怀孕了，然而雪上加霜的是，负心的男友丢下她不管，这让她陷入深深的担忧恐慌之中。正在这时，王蓟的《玫皮书》出版发行，王蓟被众多电视台邀请做节目，周某想起了找王蓟帮忙，于是打电话。

　　周某直接从重庆来到贵阳找到王蓟。王蓟一边给小周普及生理健康知识，一边给小周聊生活，慢慢的从心理上消除小周的恐惧感。和小周谈了一星期后，陪小周到医院去做了人流手术。“这是我的书出版后带人去做的第一个手术，在书中，我也举了一些例子，但是没有这样对人震撼，我的心再次痛起来，无数的少女，由于不知道保护自己，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

　　实际上，正在扮演所谓的“性教育专家”角色的王蓟，这时正处在繁忙阶段。完成毕业论文，以及处理各种离校手续的同时，还正在贵阳一家媒体实习。但是在这最关键的时候，新闻媒体预约采访，学校邀请做讲座，咨询者的电话，烦恼者的信件倾诉，却让王蓟分身乏术。“我无法安心工作，抽时间去忙论文本来就很忙了，每天都要想办法出去采访，我不希望自己毕业了就失业。但是事态并不像我想像的，他们是那么信任我，媒体也许是出于吸引受众的需要，但是那些咨询的青少年们，或者是找我谈心的，他们都是想得到帮助，这让我真的很为难。进入5月，我决定让自己集中精力处理好毕业的事和实习，只要是陌生电话，我都不敢接。”

　　惶恐源于信任

　　让王蓟最痛苦的，不是这些事情是出于反对，相反，是对她的支持和信任，包括媒体，包括寻求帮助的年轻人，甚至孩子的父母。

　　一个孩子的妈妈来信说：“我是一个10岁男孩的妈妈，我最近看遍了所有有关你的网页，我很支持你，也很钦佩你的勇气和爱心。我的孩子，我要早点教育他，让他懂得爱护别人，也爱护自己，有责任心。其实，国外的父母在很早就给了小孩相关的教育。但是我们这里还是空白，我想从你这里得到启发，也希望你帮助提出建议，怎样健康的给孩子讲解性知识。”

　　和铺天盖地的求助信和咨询电话相比，有的也是出于好心的读者，主动出来给王蓟打气。《人之初》杂志刘编辑给王蓟写信说：“关于性教育，我了解的信息比较多，但对当代大学生了解的不如你多。同伴教育其实是很好的教育，你的观点对大学生可以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希望你能挺住，在性教育空白的阶段做性教育，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一个马来西亚的性教育研究者在邮件中对王蓟说：“通过很多反对者的声音可以再次让我证明：大部分的人对性教育有所误解！所以不管是中国的王蓟还是马来西亚的我，必须继续努力下去，不是吗？”

　　这些都让王蓟感动，甚至惶恐。“惶恐的原因不是反对的声音，而是人们对我的信任，年轻的求助者，不去找父母或者老师，而是想到找我。支持我的人，也对我抱了很大的希望。但这可能吗？这样的任务我不可能完成，我更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和教育学者关注此事，更多的父母重视此事，充分给成长中的青少年，建立一个接受健康性教育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