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节能遭遇政策阻力

使用新型节能技术的山西省高平市兴高焦化有限公司根本不像一家重化工企业，厂区内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曹海东／摄

　　乡镇企业节能遭遇政策阻力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发自杭州 太原 咸阳

　　郜志成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他们利用节能技术的电厂卖给山西省电网的电价是0．2344元，但是从山西省电网买电却是0．618元，自己的低价电，反倒要高价购买

　　能源之道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与农业部在浙江、山西和陕西等地进行乡镇企业节能项目试验发现，推动企业节能不能单纯依靠政府的呼吁，必须让企业获得节能的收益　　

　　让中国的企业节能，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毕竟节能常常意味着一笔不菲的投入，而企业关注的是短期收益。不过，情况已经起变化，现在连一些中国的草根企业也意识到节能并不是一个赔本的买卖。

　　59岁的司令科用了6年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他是陕西省咸阳市周凌空心砖厂的老板。5月20日，南方周末记者跟随农业部和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工作人员来到他的砖厂，这个不起眼的乡镇企业由于使用节能型窑炉已经成为节能减排的国际模范。

　　司令科在几年前是个连温室气体都不知道的乡镇企业家，现在蹲在椅子上讲得头头是道，而且他还不断扳着手指数着一个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数据：一年省煤一千多吨，这相当于节省了二十多万元的成本。而国际独立的咨询机构更是给出了一个令很多砖厂老板“似懂非懂”的数据：司令科的砖厂一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82吨。

　　2006年，国家发改委宣布“十一五”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节约20％的能源，平均而言，每年将节约4％，但许多大型企业对此并不热心，这个目标第一年就没有完成。当国家发改委正在为“十一五”节能目标犯愁之时，中国的一些乡镇企业却对引进节能项目迸发前所未有的热情。

　　帮助司令科的是农业部和一些国际组织。2001年，在全球环境基金提供的近800万美元的资助下，农业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全球环境基金开始与浙江、陕西和山西等地的乡镇企业合作进行节能项目试验。全球环境基金是一家创建于1991年、致力于全球环境保护和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国际组织。

　　“四两拨千斤”

　　2001年初，全球环境基金中国项目首席技术顾问张志宏和农业部的官员在山西寻找合作企业时，映入他们眼帘是的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场景——村村点火、处处冒烟。

　　他们希望增强中国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的节能意识。在一些国际组织看来，中国环境问题恶化与中国乡镇企业低效率的能源利用密切相关。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中国乡镇企业的能耗比为16％－60％，这高于当时的平均水平。

　　当他们和政府推荐的企业——往往是国有、集体企业谈判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企业由于产权的约束，根本没有动力去节能。

　　最终他们将合作对象瞄准山西当地炼焦的民营乡镇企业。但在那些满面尘土的乡镇企业家看来，这些外国专家和政府官员，就像在谈论一个笑话——项目掏一分钱，企业就得掏四倍的钱去搞节能技改项目。要知道，2001年正是国内焦炭价格节节上涨、焦炭企业开足马力挣钱的好年头，这些老板们没有兴趣去搞节能技改。

　　此时，让这些暴发起家的老板接受一种收益并不可预知的项目，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张志宏和农业部的官员在浙江寻找合作伙伴时也遇到相似情形。2001年时，浙江全省电荒，一些企业甚至愿意上马柴油发电项目也不愿意接受张志宏他们提供的“余热发电”等节能技术。

　　“从企业的角度考虑，的确没错。”2007年5月21日，张志宏回忆，“这些企业并不愿意将资金投入到发电项目，更愿意投入房地产、煤矿这些一至两年就有回报的项目。”

　　当然，如果国际组织能够无偿向这些乡镇企业提供几十万元的资金，也许能迅速推动项目的进展。但这恰恰是中国政府以往实行的各种节能项目失败的根本原因。

　　5月20日，一个老实巴交的老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想让项目组给他买一台几万元的推土机。毕竟一个推广技术的企业还可以获得1．2万美元的资助。结果，项目组的官员告诉他，给示范企业的50万元是搞节能的，不是给买设备的，这位老板倍感失望。

　　为了说服企业，农业部乡镇企业节能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办副主任王桂玲就这样往返于北京到浙江、山西、陕西的路途之中。

　　“我们不是扶贫，我们是锦上添花，是四两拨千斤。”至今，司令科记得王桂玲在会议上反复对他们这些蓬头垢面的砖瓦厂老板说。王桂玲不断地问这些老板：“今后五年想干什么？”

　　二十多年来，这些砖瓦厂的老板只要自己垒一个炉窑，圈一块地，就可以开始生产砖，何尝想过项目组给他们设计新型的节能窑炉。

　　最终，一些未来发展思路明确、能够看得清楚产业政策发展走向的企业成了项目组的合作企业。

　　大爆炸

　　“好像一个炸药库，如果没有一根火柴点燃，是不可能产生爆炸的。”5月20日晚，司令科这样比喻道。

　　这根火柴就是说服企业去懂得一个道理——节能的确可以带来收益。山西省高平市兴高焦化有限公司董事长郜志成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位41岁面色白皙的老板曾开过照相馆、饭店，倒卖过吉普车，最终举全家之力投入到焦炭行业。

　　在项目组的帮助下，他的企业将炼焦产生的高温废气收集起来用于发电，而发电厂弃用的冷却水用于给焦炭降温，从而焦化厂和电厂可以互相利用对方的废弃物，实现了循环发展。

　　现在，郜志成的工厂每年可以生产40万吨焦炭，发1．2亿度电。郜告诉记者，现在他的电厂每年可以为他带来2700万元的收入，“如果电价涨到3毛钱，就有近5000万元的收入。”

　　5月18日，兴高焦化有限公司的工厂中，花花草草生机盎然，即使在炼焦炉旁，也难以闻到刺鼻气味。山西省环保局的监测数据更是不可思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排放浓度甚至只有国家标准的一半。

　　“就好像在一个偌大的房间内，点燃一支烟的影响那么小。” 公司副总经理侯康给记者打了个比方。

　　这家焦化厂如今已成为行业内的楷模，国内有三十多家炼焦厂向它学习，连一些美国、德国的企业也来向它取经。参观学习的要求如此之多，以至于郜志成决定对商业性的参观开始收费。

　　干了十多年砖瓦厂老板的司令科，现在乐呵呵地坐上了咸阳市砖瓦协会会长的位子。在他看来，这些项目让他们知道了“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以前，他们从没有算过自己耗电、耗煤的数目，一年只要赚到钱就可以。当他们按照国际机构的要求，测算之后吃惊不已。原来用老的窑炉，每生产一万块砖，要耗煤1．2吨，有时甚至达到1．5吨。经过改进之后，已经降到0．98吨，甚至更少。“这些可都是钱啊。”司令科甚至夸张地说，他们宁愿技术能改到不烧煤也能产砖。

　　以前，参加全国墙材会议，当地只有他一人，现在这些老板都纷纷报名参加——就是想要获得怎么降低成本的技术。此前，司令科打算投产一批垃圾做的砖，但是后来发觉这只是社会效益好，政府喜欢，“没市场就不生产，尽管环保”。

　　现在，他们在自己的砖上打上了生产厂家的标记，类似于商标。司令科掌管的协会下属三十多家砖厂，正打算引进一种设备，专门检测煤炭的发热量。这些以前靠目测的土老板，现在更相信技术的力量。

　　政策束缚

　　最简单的道理，最简单的市场游戏规则，在中国，往往要被染上中国特色。

　　在国际机构制定的一系列约束条件下，有些企业甚至觉得是一种累赘——老是有人来调研，企业机密泄露了怎么办？逐渐他们适应了这种方式，尽管他们对这些人员谈论的温室气体减排并不了解。

　　“企业目的是赚钱，我们是通过节能实现了减排。”王桂玲说。如此简单的一个道理，在更多企业看来却是难以理解——环保、温室气体似乎是政府的责任，乃至国际机构和农业部进行项目调研中，国际机构的专家一直强调说：“不谈环保、不谈温室气体、只谈节能能不能赚钱。”

　　这些苦苦在中国大地上穿行的项目官员，曾经也掌管过政府的各种支持地方的节能项目，最终往往演变成“抢报项目的滑稽场面”，而前期的科学论证、设计却始终缺乏。明白这个逻辑的不仅仅是项目官员，一位企业家如此比喻节能之难——高楼已经建成，突然发现地基不牢靠，要重新打地基，“这可能吗？”

　　不过，那些已经能够自发进行节能的企业在政策层面上遇到莫大的阻力。

　　郜志成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只感觉优势存在，但是没有转变为资本的优势。”他们利用节能技术的电厂卖给山西省电网的电价是0．2344元，但是从山西省电网买电却是0．618元，自己的低价电，反倒要高价购买。另外，按照山西省的标准，收取他们的排污费是按照最低标准18元收取，事实上，他们已经综合利用了污水。

　　更让郜志成担心的是，他们采纳的清洁型的综合利用炉型并未得到“准入条例”的许可，传统的以鉴定炉型而鉴定企业类别方法的弊端，在这里显露无遗。而这不仅仅影响到厂家的出口配额、银行贷款，更是影响到他们的上市准备。

　　在企业运用节能技术推动企业发展的路上，还布满了部门利益和国家政策的荆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