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资深女编辑离世警示：生命不能再透支(图)

　　丈夫讨说法

　　“为中国劳动者打一场官司”

　　“作为舒展经济腾飞羽翼、追星逐月的中国新锐一代，原小娟在其短暂的人生中经历了从贫乏到丰盛，从迷茫到自信的上行震荡期，透支自己的生命激情燃放了一场绚丽的烟火。

　　事实上，原小娟的奋斗历程与生活状况，正是中国新锐一代的代表。

　　生于陕西，长于青海的原小娟，父母有三个孩子，她排行老二。上个世纪90年代，她考进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学当老师，丈夫则在出版社工作。学校的工作是清闲的，但生活总缺点什么，2000年，她与朋友一起创办《婚礼》杂志，从此，开始进入了精彩而压力巨大的媒体圈。

　　2003年，她到了著名的时尚集团，先后任《时尚先生》编辑部主任、《美食与美酒》杂志编辑部主任。作为别人眼中优雅的白领丽人、时尚才女，她在追星逐月中，终于完全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与能承担的压力极限。

　　“如果能够重新回到过去，如果能预知今日的结果，我们宁愿选择不要出来，让她继续在学校。至少我们不会付出这生命的代价。”项立刚说。

　　在妻子去世之前，项立刚就已辞职在家照顾妻子。如今，他每天还在续写着妻子的博客，他不想让妻子生前精心耕耘的园地荒芜。

　　项立刚同时还在准备一场官司，他要将妻子生前的东家———时尚集团告上法庭。“我要为中国的劳动者打这场官司。”他说。

　　2007年1月，在被确诊为癌症半年之后，病床上的原小娟接到单位通知，称鉴于她的身体原因，时尚不再与她续签合同。此前，她与时尚一年一签的合同是11月份到期，合同期满后，时尚只给了她3个月的治疗期。

　　“她一直渴望着能重返心爱的工作单位，作为单位的一名中层，时尚对她这样绝情的做法，让她非常伤心。”项立刚说。在《我要和时尚打的这场官司》一文中，他表明自己的目的：“希望通过起诉，使鼠尾草的事件能警醒大家珍爱生命，爱惜自己，并推动法律的完善，保护更多劳动者在面对病患时得到基本的保障。”

　　针对网友的质疑，时尚集团则发表声明称：对原小娟因病去世，“深为悲痛”，但“集团的做法是符合劳动法的，也完全可以经受司法审查”，称原小娟的劳动合同到期后，杂志社还依据劳动法顺延了她的合同期及医疗期，并支付了医疗补助金。

　　同时，时尚集团表示“将开始重新审视员工的工作方式”，因为“光鲜炫目的时尚圈以及业内通行的弹性工作时间，助长了很多人不够健康的作息时间，以及面对浮华与名利，对自己过多的工作加码”。

　　项立刚则认为，时尚显然缺乏反思自身企业文化的诚意。“在这个社会的转型期，已经到了为劳动者建立一个保障体系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劳动者付出应该得到合理回报的时候了……时尚需要为它的文化和管理理念付出代价。”项立刚说。

　　没人能放下

　　七成以上白领成“过劳模”

　　这是一个急速运行的社会，人人都要争取“上流”。努力并富有效率地工作，为资本创造价值，也为自己积累生活的财富。但又有谁会关心那些辛勤工作的白领所承担的压力与焦虑呢？

　 “没有人能放下。如果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必须不断地透支自己。”33岁的孟飞说。他是一家大公司的销售主管。

　　“劳模”曾经是时代的褒义词，褒扬那些为了工作兢兢业业、加班加点的劳动者。然而，今天，劳模一词已不能涵盖众多中国劳动者的生存状况，2007年，“过劳模”一词应运而生。

　　“过劳模”是指那些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基本没有休息日、睡眠不足、三餐不定的工作者。在今天的许多行业，“过劳模”大量存在。据北京师范大学对上海等四个大城市的调查，有七成以上的白领成为“过劳模”。这个调查表明，“中国劳动者普遍承担着过劳危害”。

　　34岁的何群是原小娟曾经的同事、相交多年的好朋友。她们曾一起做过中学老师，先后离开学校，进入媒体界。2002年，在原小娟即将进入时尚时，何群辞职离开了时尚。“在这样的杂志里，机会与压力是共存的，它的平台当然不错，能提供给人很多非常好的发展机会，并发挥自己的潜力，但压力太大了”。

　　在何群的印象中，原小娟非常敬业。“她如果把自己当作普通编辑，会轻松很多。但她不会，因为她太热爱自己的这份工作，太热爱美食与美酒了。强烈的责任心总使她超出自己应有的工作量。她想实现自己‘办一份中国最好的美食杂志’的梦想”。

　　何群还认为，大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很疏远，人们很难在工作环境中找到自己的朋友，大家都相对独立。有时人际关系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我在不舒心的时候，会选择离开，而小娟不会，她会忍受。她的性格比较开朗豁达，总是为自己热爱的事业考虑”。

　　“其实，如果不是出了这样的事，大家都会觉得她的做法非常正确，她那么努力敬业，是值得肯定的。我也一直非常敬佩她这一点。但现在，我会想，其实有时真的没必要太执着。毕竟，不是所有的问题我们自己都能克服。”何群说。

　　然而，要真正“放下”谈何容易？生存的压力、对机遇的追求，不断刺激着人们去追逐梦想。“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一套房子，一生的奋斗都不够啊。”孟飞感叹。

　　2006年，《新周刊》和某门户网站做了一个“中国人压力测试报告”，报告中说，中国白领工作强度堪称世界第一，中国老板全球最累，并指出，那些社会积极分子似乎普遍染上了“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成功焦虑症。“拼命加班”正成为职场“潜规则”，“朝九晚五”变成“朝九晚无”。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损毁了中国先锋阶层的身心健康。

　　因病返贫

　　穷人富人间差距不过是一场病

　　“一位朋友跟我说过：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就是一场病的距离，似乎很有道理，在疾病面前的确穷人和富人要忍受一样的痛苦。虽然我也不是穷人，也算不上富人，但是在这个重大的疾病找到我的头上时，第一个会考虑的问题就

　　是医疗费用的问题。”———摘自原小娟《病床日记》

　　世界还在一如既往地运转，当一个又一个生命非正常地离去，正折射出一个绚丽世界的阴影———近年来，癌症患者人群的平均年龄越来越年轻。年轻的新锐一代，比之他们的父辈，正在过早地受到癌症的威胁。年轻人承受着过重的工作压力，忽视了自身的身体状况，长期休息不足导致抵抗力下降，被认为是肿瘤低龄化的原因之一。

　　而新锐一代，面临疾病的威胁时，要承担比他们的父辈更大的金钱压力。

　　原小娟曾庆幸于自己所在的时尚集团有完善的医保，但因为医保有限制的范围，而她选择了新的治疗方案，所以不能报销。在最终选择的新方案中，一次48小时的化疗费用是12000元，而这样的化疗要进行四到六次。幸亏她在6年前第一次辞职时，曾买过一份保险，大约能得到九万元的赔付。

　　但就是这样，为了给她治病。他们还是卖掉了一套在原单位拥有的房子。

　　事实上，在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建立了完备的医疗保障制度，这意味着一旦劳动者遇到重大疾病，昂贵的医疗费用只能自己承担。而对生活尚不富足的中国人来说，保险意识更是缺少。

　　“对一个拼命工作的白领人士来说，一年的收入可能在十多万，但如果疾病到来，很可能就会使他一无所有。多年来，因病返贫的，不光是那些贫困的农村家庭，即使对收入相对很高的白领来说，这样的风险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学研究者李青这样说。

　　如何让劳动者有能力应对这样的风险？这不是个人问题。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全和完善劳动者的保障体制，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不要面临掠夺式的开发，将是未来中国人力资源面临的非常重要的课题。■本报记者　江雪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