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洪回归官员身份 茅台命运与行政势力紧密相连

　　企业家的权力和危机

　　由于长期在山沟里共事，茅台人的亲情很浓，不少人一家几代均在茅台酒厂工作，“加上儿女亲家等关系，可谓亲戚连亲戚，一家有事，大家捧场。

　　乔洪很快也意识到这一点。2000年履新茅台时，他感叹：“我在当轻纺厅副厅长时，分管企业，曾经对茅台的领导说：你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也寸草不生啊！现在这个问题，也轮到我自己了。”“乔任职的时候曾公开宣称，自己的家人不在茅台任职，也不给家人批茅台的酒。”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本刊说。

　　2003年，五粮液在白酒市场上攻城掠地，并率先举起涨价的大旗。茅台在市场份额和市价上均被五粮液超越，并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茅台湖南片区负责人告诉媒体，自2003年来，茅台酒在湖南市场上的销售额逐年翻番，但茅台集团却采取了绝不增加茅台酒销售计划的做法，尤其是每月给每个店的数量是有限的，卖完不能随便追加，才会出现“无货可进”的局面。

　　而断货，正是从乔洪主政后开始实施的市场战略。这种营销策略的结果是：各地经销商一拨又一拨，找关系、批条子，找乔洪要货，他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个不停。“茅台酒在这样的形势下，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措施，首先保证A类经销商（即销量巨大的经销商）的供应，经销商可以先打款，但提不到酒，只有乔洪签字才能提到货，但量很小。”一位茅台集团前工程师说。

　　权力越集中，就越容易导致腐败。政治领域的权利腐败共生法则，在政企不分的大国企中依然有效。在乔洪大权独揽的同时，向贵州省委的“告状文书”纷至沓来。

　　茅台的政治情结

　　和乔洪个人的命运相似，作为一家老字号国企，茅台从成立之初，它的命运也与行政势力紧紧相连。

　　2005年，贵州省税收总收入累计完成314.2亿元，而茅台集团上缴税金20.56亿元，占该省前50强企业纳税总额的14%。正是因为对地方经济举足轻重的贡献，茅台享受了一个普通酒厂没有的待遇。如今茅台集团的大门口，依然有武警守卫，这在企业是鲜见的。

　　在采访中，多次有市场人士告诉记者：“茅台的销售人员傲气得很，眼里没人的。”在开内部会议时，有的片区经理居然说“我是茅台，我怕谁？”但在企业内部，茅台可没有这种睥睨市场的气魄。为了监察这个高利润企业，国家财政部派有专员驻扎在地方，监督茅台厂这些大企业的运营，税收。上级“婆婆们”与企业间常会引发矛盾。“有一年，这些专员的工资被地方扣住了，他们还联名写信向财政部反映，要求发工资。”一位贵州籍退休官员对记者说。

　　虽然茅台从2000年便上市成为一个公众公司，但在用人机制上，公司的高管人员和政府官员的任命方式相似。从乔洪7年前空降为茅台股份公司总经理，到近期为了保护茅台，不经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就迅速将其调任国资委，不难看出当地政府对茅台人事任免拥有绝对话语权。

　　正因为这种被政府的高度重视，茅台面临着和很多超大国企一样的瓶颈。自乔洪管理茅台开始，在他主政的几年内，每瓶茅台酒的价格由1999年的168元上涨到现在358元，与此同时，茅台股价持续上涨，2006年长期位居中国的第一高价股，并在2007年1月突破百元，成为5年来A股市场的首只百元股。

　　但茅台的管理者们却很难从股价中分享新增价值。剑南春2003年成功实现MBO（即管理层持股），据知情人士透露，茅台高层曾专门前去学习考察。但MBO之于茅台，季克良分析了贵州情况，认为不太可能，“一是政府方面，一是职工的承受能力，这是茅台与剑南春最大的两个不同。”

　　虽然政府一直小心翼翼地监控着这家老字号国企的运作，但当市场最需要政府表明态度时，政府却沉默了。于是有了整个事件中最离奇的一幕：

　　5月9日，茅台宣布停牌两天。此时市场上关于乔洪“双规”的传言正甚。

　　5月14日，茅台发布了公告，乔洪被调往国资委出任副主任。当天，贵州省国资委市场管理处人士却向媒体称“不知情”。

　　5月15日，贵州国资委副书记谢谦承认乔洪已经调往国资委。但媒体从贵州省纪委处得到了乔洪仍被“双规”的证实。

　　5月21日，随着茅台公告的发布，乔洪的去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贵州省纪委员的负责人还表示，将乔洪调离原工作岗位，旨在尽可能降低对其调查给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体现了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国酒茅台和证券市场的悉心呵护，也是政府维护广大股民切身利益负责任的表现。

　　但市场的表现似乎没有读懂政府的苦心。自4月底以来，茅台总经理被双规的传言甚嚣尘上，却没有见任何部门或茅台公司的公告说明，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消息次第登场，茅台股价出现异动。

　　5月8日，上证指数大涨109点，茅台却高开低走，最后仅小涨1.13%；5月9日，上证指数上涨63点，贵州茅台索性逆势大挫4.66%，从开盘的96.5元跌至当天最低价89.9元最后收于92元，成交量创下了2006年以来的单天最高量——当天共成交13.9亿元，其中不乏股民的恐慌性抛售。5月10日，公司被上证所紧急停牌。

　　其间股价波动，损失的不仅是在各类传言中盲目投资的股民的个人财富，还有人们对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公开的信心。

　　一位媒体评论员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像茅台这样的国企，上市对于它们，“其目的已经由最初的‘脱贫解困’，进化为借助信息披露、股东施压等方式，构建起过硬的内外部监督，最终迫使那些半官半商的企业真正转化为合乎规范的现代公司”。——茅台历经如此代价后，会收获这些进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