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兵访沈阳战俘营旧址 血泪声讨日本法西斯

　　新华网专稿：美国老兵约翰·里帕德的妻子乔，一触摸到墙壁，泪水就夺眶而出：“约翰告诉我要坚强不要流泪，但我一想到他在这里度过的苦难岁月，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年近90岁的里帕德，60多年前曾经有一个代号：POW(战俘)578号。

　　5月21日，二战期间曾被关押在沈阳盟军战俘营的10名美国老兵及其亲属，远渡重洋，回到60多年前被关押地，回想当年的悲惨经历以及死难战友和亲人，不禁泪沾衣襟。

　　追思年轻的生命

　　战俘营位于沈阳市大东区青光街，原址东西宽150米，南北长320米，占地面积约5万平方米。时过境迁，一座战俘营房、日军看守房、水塔和烟囱仍基本保存完好。

　　悲怆的安魂曲回响在静寂的营房内，一束束玫瑰摆放在纪念墙前，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低头默然肃立，右手放在左胸——他们在祈祷战友、家人能够在天堂安息。

　　从1942年11月11日至1945年8月15日，战俘营共收押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等盟国战俘2000多人。其中，大约有260名战俘不幸死亡。

　　安妮的哥哥查里斯，就在战俘营因疾病折磨而死去。第一次来到沈阳的安妮噙着泪花说道：“可怕的战争，不知多少家庭忍受了思念亲人的煎熬，也不知多少家庭等到的却是一纸死亡通知书。”

　　现年83岁的罗伯特·布朗，当年的战俘编号是190号。这个身材魁梧的老人，回想起当年的战友，常常会从紧紧攥在手中的一个袋子里拿出一个大厚本子向人们展示战俘营里的照片和漫画。“这是当年的我。”布朗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上的一个年轻小伙子说。当年的布朗曾经在战俘医院里做助手，替人拔牙。“没有麻药，很疼、很痛苦。”这个包和这个大厚本仿佛是布朗的命根子，走到哪里他都带着，一些朋友好心表示愿意帮他拿着，布朗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因为这个包珍藏着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三年，如今已被他视为最不能遗忘的岁月。

　　曾经丢失的岁月

　　经历了“巴丹死亡行军”，最终被押送到中国东北的沈阳，布朗是那一批美军战俘中最年轻的一位，当年还不到18岁。1942年，盟军在太平洋菲律宾战场惨遭失败，马尼拉陷落，大概有9万名盟军士兵成为日军战俘。日军计划将这些战俘运送到100英里以外的吕宋岛中部奥德内尔战俘营，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自此开始。

　　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杨竞说，根据最保守的数字，行军开始时有战俘7万多人，而活着到达目的地的战俘只有5.4万人，大约1.7万名因饥渴、疾病、毒打而死于途中。

　　日军又从幸存者中挑出几千人，乘船运到当时早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釜山，然后转乘火车，1942年11月11日抵达沈阳。已经入冬的沈阳天空中飘着雨，到了夜晚变成了大雪。从东南亚转运而来的战俘们一下火车就遭遇刺骨的寒冷。战俘编号为610号的罗伊·威沃尔回忆道：“太冷了，零下几十度，吃不饱饭，弟兄们一个个倒下去、死掉了……”

　　战俘编号为360号的艾伦说：“身体虚弱到极点的战俘，很多人患上了疟疾以及因寒冷和水土不服而导致的各种疾病，仅仅这个冬天，大约就有200名战俘死去。天寒地冻，连墓地都挖不动，死去的战俘无法下葬，尸体被停放在营房一旁的停尸房里，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被埋葬。”

　　他告诉记者，在战俘营期间，他就得了疟疾，身体极度虚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偷了日本医生的药，才慢慢康复。当时，艾伦和他的战友们并不知道，在沈阳，这样的日子要持续近三年。日本投降后，战俘尼尔曾说，这是他人生中丢失了的岁月。

　　永不停息的斗争

　　沈阳大学奉天盟军战俘集中营研究室主任杨竞说，战俘们在这里要忍受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饥饿、寒冷和毒打，就像家常便饭一样随时会降临在战俘身上；身体稍好的战俘们还要在日本人的工厂里生产军事装备，而这些装备被用于制造武器杀害自己的盟友和百姓。

　　1943年春，战俘们被日军押送到一家名为“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简称MKK)的工厂工作———生产飞机等一些军事装备的零件。这里很快成为一条特殊的战线，斗争永远没有停止。

　　“我们经常搞一些恶作剧和破坏活动。”战俘编号为104的美国老兵爱德华回忆说，我们做的零件，型号尺寸不符合日本人的标准；我们还偷他们的轮胎。

　　多次前往美国调查了解这段历史的杨竞发现，很多战俘总是想方设法搞生产破坏。在制作皮革的时候，战俘们故意不遵守操作程序，结果生产出来的皮革薄得像纸一样，根本不能使用；夜深人静，战俘们偷偷弄来梯子，悄悄爬到供热的阀门旁，把供热阀门关掉，结果管道都冻上了，工厂第二天根本无法正常生产。

　　共历患难的情谊

　　尽管在工厂工作比关起来暗无天日要好许多，但饥饿问题长期困扰着战俘。60多年过后，一直为昔日战俘所称道的是，同为受压迫者的中国人，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给了他们无私的帮助。“这些战俘很苦，吃不饱饭。”在MKK做学徒的李立水，直到今天仍然住在战俘营旧址旁的一个小房子里。他说：“厂子里有个食堂，战俘就在那里吃饭，都是站着，没有坐的地方；吃的饭很稀，一个个都很瘦。平时工厂里地上只要有剩下的烟头，有的战俘就偷偷塞进口袋里。”

　　杨竞说，战俘们的伙食不仅严重匮乏，而且质量极差，早饭通常是稀粥，午饭和晚饭是菜汤和玉米饼。由于缺乏食物，很多战俘患上营养不良的疾病。当年MKK有大量的中国工人，他们不被允许和战俘们交流。但因工作的需要，也不可能完全分割他们。李立水记得给过编号为266的战俘两根黄瓜。时隔60年，266号战俘对此仍念念不忘，在信中他说，“虽然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却又如同昨日。”

　　曾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战俘肯·塔沃里，于2005年通过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向他的中国朋友葛庆余的孙女赠送了奖学金。60多年前，葛庆余曾经帮助塔沃里偷工厂的零件换成食品。“我对中国和中国人都非常有感情。”战俘编号360号的艾伦当着很多人的面大声说：“我愿意在有生之年再次回来。”

　　不应遗忘的历史

　　“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其中很多人第一次重返故地，但很可能也将是最后一次。”杨竞说：“老兵们都已经八九十岁了，这种跨越太平洋的旅行，很难会再有下一次。”

　　5月21日上午，战俘编号为610号的罗伊·威沃尔，颤巍巍地走到那幢仍然保存完好的二层战俘营房。战俘营房每一层都是木制的大通铺，8个人一张大木炕，分为上下两层，当时有640个战俘住在这里。

　　尽管外面阳光灿烂，屋内开着灯仍然昏暗不堪。88岁的威沃尔停住脚步，用力地拍着一张上铺的木床，用颤抖的声音大声地告诉周围的人：“这就是我曾经住过的地方。”

　　眼角湿润的威沃尔记得一个外号叫做“公牛”的日本军官，经常殴打战俘。“我曾经被‘公牛’打过，打倒一次，我站起来一次，直到后来我站不起来。”回想当年，老泪纵横的他饱经风霜的脸庞上仍充满着骄傲。

　　当天，老兵和家属向战俘营遗址纪念馆捐赠了当年的照片、书信、报刊和生活用品。其中还包括已经发黄的军服和锈迹斑斑的饭盒。

　　23日，阴雨纷飞，老兵们放弃了原定的游览项目，选择再次回到战俘营旧址，看看当年的营房，坐坐硬梆梆的床铺。“大家不想就这样离开，因为这段历史永远不应被遗忘！”艾伦说。这一次，记者们不约而同地都没有去打搅他们，好让他们能够穿越时光隧道，让60多年前的苦难经历再一次在脑海中静静地回放。

　　“这是日本法西斯侵略罪行的铁证，也是中国和盟军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的见证，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沈阳市文物局局长谢石说，“我们将对战俘营旧址进行复原和整修，我们将设立一面纪念墙，墙上将镶嵌1680块灰色花岗岩，每块花岗岩上将镌刻战俘的名字，还有260块黑色花岗岩，每一块都将刻上死难战俘的名字。”（特派记者徐扬 李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