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深圳宝安区公路局原来花费近2000万元的大门重新装修，耗资3000万元。该局局长称，“在深圳拥有这样的办公楼不算豪华”；“过我手的工程每年差不多二三十亿元，我想贪，现在至少也弄个五六百万，用得着找这样的工程吗？”宝安区政府新闻发言人26日称，公路局是区属事业单位，人员经费自筹，该楼装修总投资2736万元，其中大门163.4万元、大堂改造628.45万元（见5月27日《南方都市报》）。
从公路局局长到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先后回应“豪华门”的说法似乎隐隐透出一种委屈和打圆场之义。姑且照此账单思考下去，单单一个大门就耗资163万元，一个进门的大堂就耗资628万多元翻修，如果此般门厅在深圳都算不上豪华的话，那么什么样的门堂才算豪华呢？如果此等“回应”就可以回避公众对“豪华门”的诘问，那么财政资金监管部门的职责何在？笔者认为，对被网民戏称为“史上最豪华机关门”进行刨根追问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该门究竟应该花多少财政资金，其核心的价值是，机关如此大拆大建的豪奢之风，应该痛及哪一级的监管机制？我们需要先期弄清楚的是，宝安区公路局该不该花那么多钱把原本好好的门堂重新装修？政府财政预算由谁说了算？3000万元是钱！163万元也是钱！且都是滴着纳税人辛劳汗水的钱。如果一个地方财政预算可以由某些部门“一把手”说了算，那么，对“一把手”的素质绝对是个严峻考验。“过我手的工程每年差不多二三十亿元”，这样的“拒腐考验”颇显力度！这位局长面对众多陷阱，当然可以一跃而过，始终坚持原则，但恕我直言，此过程未免让人担心。
一段时间以来，各地打击贪污腐败，树立清廉之风，并不缺少反面的案例警示。一些落网贪官往往原本还是清廉之官，在他们大权在握之后，一步步滑向了罪恶深渊。诸如，万言忏悔书中曾写下“当年想做焦裕禄”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如果我们的防腐触角能伸到他第一次将权力与工程“私接”之时，我想，李真可能不至于走到最终的可悲下场。在打造廉洁的公共管理机构和构建防腐体系上，最有效的出路是健全和完善一种无处无在、无时不在的公权监督制度。在一些公权极易泛滥的局部层面，使权力寻租的自由伸展度得到有效监督与约束。
当前，亟待防腐反腐部门去做的工作是，尽快将腐败因子及早消灭于萌芽状态，要形成一种让清者自清、浊者无法去“浊”，一“浊”即被擒的监督预警体系。让公权无法过分集中，比如政府项目采购与建设工程实行公开招标，使任何数千万、数十亿工程运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里，让“二三十亿元”不是经过哪位“一把手”之手，而是经过阳光的充分照晒，从而杜绝暗箱操作，减少靠“个人定力”拒腐的不确定性，也给公众一个明白的交待。(作者：周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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