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变：温州弃政从商现象中的人和事(图)

熟悉吴敏一的人认为，他的才智远未发挥，吴是个理想主义者，而大部分辞官从商者都看重现实利益。

　　权变：温州弃政从商现象中的人和事

　　记者 吕明合 发自浙江温州

　　“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南存辉还告诉钟，“我们这代人还是先自己把自己解放了。”

　　2007年5月初，被调任温州市农业局局长不满一年的瑞安市前市长叶春江毅然辞职，加盟金龙鱼公司，成为又一名“下海”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官员下海从未间断，在浙江，弃官从商更是成为官员仕途“受挫”后的主要选择，其中，又以温州为甚。

　　4年前的2003年4月，温州市副市长吴敏一、林培云，秘书长何包根和副秘书长王运正同时辞职下海，他们被合并称为“温州现象”。4年过去了，由于换届，政府官员们又迎来新的流动高峰。

　　5月10日，本报刊发《民营企业主竞逐党代表》一文，考察老板从政，现在，我们考察4年前的那次反向流动，那些决定给老板打工的官员们，今天在做什么。他们的经历对公众或有启示。

　　不理想的转变

　　50岁的吴敏一已不想再提起过去的事。“不要多说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2007年5月26日，他以在外出差为由，匆匆挂断电话。

　　四年前，同样是面对南方周末记者，吴敏一侃侃而谈，不回避媒体。这位温州市前副市长曾把升任市长作为目标，以便获得更大的服务公众的平台。在这个目标变得不可能后，选择下海经商。

　　作为温州当时级别最高的下海官员，从2003年辞官后，吴敏一一直没有离开公众视野。

　　中国鞋业巨头温州红蜻蜓集团是吴敏一下海的第一站。2003年5月18日，他担任集团新筹建的惠利玛商业物流连锁机构总裁，但8月便离开，不到100天。

　　从红蜻蜓辞职后，他先到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然后转投吉利集团，再转任哈尔滨秋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吴敏一的职业经理人之路一波三折。

　　“现在是第5个东家。”熟悉吴敏一的一位前同事说，虽然他还挂着秋林集团总裁的头衔，但“基本上，他和秋林集团已无别的关系”。

　　熟悉其情况者介绍，现在的吴敏一在安徽黄山替几个温州苍南老板管理着房地产方面的产业。虽然也有几千万资金，但和以前的职业经理人之梦不同。

　　但这些说法无法得到吴的证实。和吴敏一一起辞职的另一位副市长林培云、温州市政府秘书长何包根、副秘书长王运正，也都没有在商海中走得更远。

　　“我没什么好说的。”林培云说。他辞职后，就在新城房地产公司担任总经理一职，一直低调处事，与媒体绝缘。

　　而何包根，在短期内担任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现赋闲在家。

　　2003年5月，甫一辞职的王运正即被奥康集团聘为重庆分公司总经理，负责管理公司西部鞋都工业园区的建设。

　　“我在重庆没关系，完全靠自己适应。” 王运正说。谈及自己的下海和两种角色的变换，他自觉还算顺利。

　　“我辞职（从企业）是出于健康的考虑。”王运正说，在重庆呆了不久，他就住了两次院，最后只能选择离开。

　　“现在上海，做点小生意。”王在电话中说。

　　“顺利者”讲授经验

　　和吴敏一等官员相比，康奈集团总经理钟普明是温州下海官员中的特例。

　　这位前温州市经委副主任和乡镇企业局长，现在的举止已具商人气度，只有被人喊到“钟主任”时，他才能想起自己曾经是个官儿。

　　在下海官员中，钟普明在所在企业担任的职务和授权程度都很高，甚至被有人称为温州“第一职业经理人”，他还经常作为成功者给温州其他职业经理人上课。

　　相比吴敏一等人员，钟普明的故事更早一些。2001年10月，任期尚未过半，钟普明就正式下海，被聘为红蜻蜓集团总裁，直至2005年5月转至康奈集团。其间一旦赋闲，就被几家温州大型企业热追，成为温州老板的“宠儿”。

　　钟普明说，商海水深难游，相比后来者，他总结自己“还可以”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准备充分，官员下海，不学游泳不熟悉水性就贸然扑向大海，只能十游十沉。

　　“下海前，我和很多老板都聊过。了解了老板的心态和脉搏，能找准位置。另外，我在经委和企业局呆了23年，也看过太多企业的沉浮。”

　　第二是定位准确，“（我选择的）第一站是红蜻蜓，知名度比较小。我们要从零开始。这样的二流企业，空间比较大，能更快找到自己的位置。”

　　第三是心态调整到位，“心态要平衡，下去了一定要置换”，没有必要张扬，“不能露，不能高调”。

　　最重要的是能为企业不断找到利润增长点，“企业家只认效益。出一些新招绝招，很要紧，找不到可不行。”

　　什么样的官员愿下海

　　“温州民企潜力很大。”钟普明说，正是“温州的区域背景催生了我们下海”。

　　下海前，钟普明在机关呆了二十多年，已无太多发展空间，“觉得腻了”，“想到民营企业试试”。

　　从政界精英到商界精英，钟普明承认，他下海，与在体制内受到限制有很大关系。“在机关，很多人只会说，不干事。很多精力都在内耗上。”

　　“我下海，要感谢南存辉（正泰集团董事长）。” 2000年春节前的农历二十八，两人在温州钧瑶宾馆谈话。职务南存辉劝他，“下海是时候了，还做什么事呢？”钟普明回忆说。

　　这位商界知名人士劝他，“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跟不上，如果干部按能力、大家选的话，你不至于还做经委副主任……”

　　“这打中了我的要害。”钟普明说。南存辉还告诉钟，“我们这代人还是先自己把自己解放了。”

　　这位长期游走政商两界的人士分析说，干部下海，比较常见的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多集中于企业文化、公共形象塑造、人事管理、党建等，多负责行政工作。职务包括办公室主任、副总裁、党委书记等，但在民企，这些角色并非最重要。

　　前温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正泰集团副总裁林可夫，和原温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德力西集团党委书记郑达东都属此类

　　第二类，则是做期权灰色交易，“这样的人会很低调。”

　　由于出发点不同，官员下海的心态也就大相径庭。“有的是做了准备，又不准备下海，又重新穿回衣服。有的是已经跳下去了，嫌海水又咸又苦，眼睛都睁不开。”

　　“这样的人，一般只考虑自己。”有一次，他推荐一个干部到企业任职。“本来最初同意年薪是50万。但他又说自己没后路了，老板说，把三年工资都给你吧。还给80万见面礼。230万都给他了。结果他又提出，物价指数上升怎么办？他还是犹豫，我说那就算了，你还是不要下海好。”

　　正如钟普明所说，为了实现个人价值，毅然提前下海的，可能不是主流。

　　2003年，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调查发现，下海官员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年轻官员（一般三四十岁）辞职下海，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往往也是组织部门看好的后备干部。

　　另一种是提前退休而下海的。这些人一般50岁上下，30年工龄已满，仕途上难以更上一层。对于这类经验丰富，又有人际网络的官员，有的企业喜欢聘请，作为副总或者顾问，可以很好发挥他们的原有优势。

　　临近退休而下海的官员，一般都会被保留工资福利待遇，被称作“系着保险带”下海。在当时受调查的浙江省11个市103名下海官员（省直机关除外）中，提前退休的有74名，比例为72％。

　　至于目前的比例，“我们目前对此方面没有新的调研。”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说。

　　红顶庇佑

　　在中国，虽然舆论普遍对官员下海给予期许和赞扬，但有关下海官员可能借机腐败的质疑也一直未停止。

　　2003年夏天，根据浙江省政府参事室主任金士希的调研，浙江省政协委员杨扬向省政协递交了题为《领导干部“期权化”现象应引起重视》的提案，而上述浙江省委组织部的调查，也正因此而发。

　　浙江省委组织部调研室主任王俊本人也对此有过担忧。当年，他在《党建研究》上撰文，将官员下海的权力腐败分为三种形式：

　　一是“洗钱”，以经商之名，将在位时收受的贿赂洗白；二是“权力投资”，在位时为企业谋取了不正当利益，辞职后再到该企业工作，搞权力期权；三是“利用剩余政治资源”，利用其行政关系网，为企业牟利。

　　一名业已下海的温州正县级干部说，在温州，除个别“靠能力吃饭”的官员外，更多的人下海，依靠的还是自己下海前的行政资本。

　　而这时，前市长和前局长们的官职，往往会成为特殊的无形资产，在市场中获得相应尊崇，“这样的现象，在目前官员下海中，仍然还是属于多数”。

　　在温州商界，一个熟知的规矩是，企业聘任下海官员，仍要按行政级别区分不同待遇。“正县级的在温州一般是50万年薪，还会配车，有的企业还给进门红包。”

　　为什么给这么多钱？这名前官员并不愿多说。

　　业已下海担任新雅集团党委书记的前苍南县政协副主席陈如奏承认，民营企业聘任前官员，好处是可以给企业提供更多的缓冲地带，特别在工商、税务等企业最敏感的地带，有“沟通机会”。

　　而另一方面，对小企业来说，借助这些前官员所具备的政治资源，可以获得更高层的政治资源，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平台。“社会影响大了，生意可以做得更大”。笃信此点的温州商人在不断吃到甜头后，显然对这套逻辑更加深信不疑。

　　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中国，防范下海官员搞权力期权，早为官方警惕。

　　2004年中组部颁布《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和《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要求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必须履行辞职程序，其中“对需要进行经济责任审计的干部要委托审计机关对其进行经济责任审计”。

　　2005年7月，在官员下海最普遍的浙江，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再度出台了名为《浙江省贯彻实施＜关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从事经营活动有关问题的意见＞的若干规定（试行）》的规定。

　　该规定从条件、程序、辞职后从业行为等方面提出具体的限制和监督要求。对官员“下海”也作出了明确从业限制：

　　党政领导干部辞去公职后3年内，不得到原任职务管辖的地区和业务范围内的企业、经营性事业单位和社会中介组织任职，不得从事或者代理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经商、办企业活动。

　　但综观这些规定，往往难以落实。如何避免搞权力期权也不是一个规定就能解决的。

　　四年前，吴敏一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也许有的人经商后和原来的权力系统中人有默契，但这需要通过加强法治建设来解决。这番话今天依然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