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染的艺术与爱情
一个学者,一个画家,无论他生前受过多少苦难,只要他能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完成自己的一生,哪怕得到的只是身后的辉煌,那么他也还是一个最伟大的人。
本报记者 少波 杨时旸
今年的夏天来得很早。
早晨四点多,阳光便射入了李可染生前的画室——师牛堂。邹佩珠起床,简单地扫了扫灰尘,开始了这一天的工作。已经八十八岁的她精神总是这么好,还能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想什么时候工作便什么时候工作。可能是深夜也可能是清晨,想起一桩事情总是立即着手,并不在乎什么作息规律。在这间已经十分破旧的画室里,她和李可染一起生活、工作了几十年,任何时候,只要有灵感,她都会立即想办法帮他表现出来。在李可染走后的这十八年里,这间画室和自己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变过。
五月,我们来到位于北京三里河李可染一家生活居住的地方,拜访备受尊敬的邹佩珠,晚辈们冲着她深厚的学养称她邹先生,有时也叫她阿姨,不管怎样,她总是大声地爽朗地笑着和人说话,面色白晰又红润,穿着利落,是个健康快乐的老太太。
李可染自成一体的书法“师牛堂”三个大字横挂在主墙的正中央,下面是一张宽大的画案,周围是因岁月流逝而变得锈迹斑斑的书架,和破旧得看不出颜色的沙发。因为所有的东西年代都已经很久远了,这间不大的屋子显示出浓浓古气。老人家嘴里“可染,可染”地不停地说着,仿佛那个改变了中国画的面貌,开创了中国画新时代的老画家仍然健在一般,又让这房间显现出勃勃生气。
屋外高大、浓密的杨树守护着画室的安宁。不过,外面的世界却是相当火热。最近几年,老一代中国画家的画作在国际市场上连连创出天价,而在这越来越火爆的中国画的拍卖市场上,李可染的画每每成为拍卖的焦点,越发地炙手可热起来。今年是李可染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世人用这样的方式为他献上崇拜。
邹佩珠老早就知道了这些事情。“以后还会越来越高。”她说。不过,拍卖的画作很多早已经不再属于她,也不再属于这个家。当初可能是送给朋友的,也可能是几十元或者几百元卖掉的,现在升得再高也和她的生活无关。老人家高兴的是:她和李可染的预言得到了证明,自信得到肯定——“别看可染一辈子在生活上谨小慎微,但在创作上他可算是中国最大胆的画家。他的改革——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是他说的话。他开拓了中国画的新的空间,我们都相信这个价值一定会被世人所认知。”
邹佩珠一生跟随李可染,照顾他的生活,辅助他的创作,为他生育三个子女,并肩扛过所有的艰难困苦,甚至不惜放弃了自己钟爱一生的雕塑,从来没有半分的悔怨。
1989年,李可染在和文化部官员的谈话中突发心脏病去世,给了她一生最大的打击,但是她没有倒下,“我不能倒下,我得守着这个屋子,守着所有和可染有关的一切资料。我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一件事,就是在北京建立一座李可染的纪念馆。”邹佩珠自幼接受中国最传统的文化教育。在她看来,一个学者,一个画家,无论他生前受过多少苦难,只要他能按着修身齐家平天下的道路完成自己的一生,哪怕得到的只是身后的辉煌,那么他也还是一个最伟大的人。在她看来,苦难似乎是这种辉煌人生的宿命,没有这种艰难困苦,单纯凭借上天赐予的才能是不应有什么骄傲的。“我和可染的生活一直都很简朴,他走以后我也一直保持着我们当年的生活态度。”很多人惊讶于她现在的生活的简述。事实上,过来人可以理解,她的简朴其实是她不得不遵从的生活习惯,而她本人却从未因此而心怀感伤。
整整一天,我们都在不停地询问她和李可染共同生活的过程。太多的苦难经历都是从她嘴里笑着讲出来的,而那些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又每每不当回事地一掠而过,让人无所适从,不知该不该打断谈话去追问详实。或许人只有到了这样的年龄才可能有这般轻松地看待历史的境界吧,我们只是一味感叹,她和李可染,只能属于他们自己的那个必须承受苦难的时代。他们的爱情,就是相互扶助。
李可染装殓之前,文化部的干部和学生亲属亲眼看见从他身上脱下的破衣烂衫,顿时失声痛哭,而在八宝山李可染的告别仪式上,他们的老朋友,漫画家叶浅予却趴在邹佩珠的耳边轻轻地笑着说:“解放了。”这一辈人的情感,你可以体会吗?
他改变了中国画的面貌
《财经时报》:在可染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他的画作在市场上的价格也越来越高,成为收藏界热捧的焦点,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邹佩珠:这是中国画艺术的胜利。我认为这既是可染一生改革中国画艰苦努力的结果,也证明了我们当年的自信。我在有生之年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给他建一座纪念馆,收集所有流传在外的作品。我相信世人现在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他的画作的价值,他内在的精神境界。我真想有这么一个地方来展示他,如果有条件,人们会在他的画作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内涵。
《财经时报》:在可染先生生活的时代里,中国画界出了很多大师级的画家,可染先生在这一代人中间占有什么地位?
邹佩珠:每一个人都很伟大。这些人,有的是可染的前辈,齐白石、黄宾鸿是他的老师,其余还有很多是他的朋友、画友。可染是我的爱人,我当然认为他是最杰出的这之一。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的,我们承受了很多别人没有承受过的苦难,我们艰苦生活了一辈子,直到他去世。但我们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思考和创作。可染一生当中有过多次野外写生,其中有几次一去就内几个月,过程里的艰辛外人根本无法想象,鞋坏了都没有换的。在我看来,他虽有天资,更重要的是有挑战自我的精神,,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使命感是人们很难想像的。
建国初期,有一股潮流认为中国画是落后的、腐朽的,尤其是和西方的油画艺术、水彩艺术比较来看,表现力是不够的,不能反映时代的精神。那时候,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们都不屑于上国画课,李苦禅先生因此无课可上,就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也只能让田家英给他送些生活费来。可染学过西洋艺术,当时也只能去教水彩了,但是他的心里始终不服这口气,他就是要通过中国画来展现当代现实,即要写意也要写形。所以我说他的创造力是非凡的,他下定决心要实践对中国画革新。
《财经时报》:可染先生是怎么完成中国画的改革的呢?
邹佩珠:他说过两句话,就是“用最大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什么意思?中国有上千年的历史,深遂得很,不用最大功力把它搞透是不可能谈到革新的,必须要达到中国画的灵魂深处。人达到这个境界非常不容易,进去了以后要想再出来,又岂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还要结合吸收西方艺术的创作经验,从光的运用上,从画的气氛上,从图的结构上彻底拓展中国画的表现语言,绝不是容易做到的.我们从大雅宝胡同(当年聚居了中国最多、最有名的艺术大师们的地方,是中央美院的教职工们宿舍)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
那个时候为了使他完全投入到创作中,能够完成他改革中国画的任务,我就放弃了雕塑,承担了家庭的重担。当时我们家里人口很多,可染的哥哥、姐妹家中也很困难都需要我们帮助,老母亲也需要我赡养,每到月中钱就都花光了,总要向别人借。后来学校决定给我们每月补助二十块钱,但是我和可染都是要强的人,不好意思拿这个钱。领了一次就谢绝了。这样我就只好去几个学校兼课,干很多事情好多挣点钱,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他一直体弱多病,我们在一起就能扛起很多事。我很庆幸自己能咬牙熬过来。更庆幸可染在这个过程中取得了他的突破。
我大辈子为了家人的吃穿而忙
《财经时报》:您刚才提到过他穿的鞋子,据说他穿的鞋都是特殊的?
邹佩珠:可染的脚和常人不同,有畸形,脚底下有块突出来的地方,走路会痛。自我们结婚后,他的鞋都是我来改的,在鞋底挖一个洞,刚好合他的脚形,然后再加一层鞋底。这辈子我做了多少双这样的鞋真记不清了,因为他总要出去走路。最怕的就是长年在山野间写生,鞋坏了之后的路程对他来说是异常痛苦的,但他还是会坚持走完预定的路线。
《财经时报》:你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吗?
邹佩珠:当年在重庆,李婉(李可染的妹妹,比邹佩珠小两届的杭州艺专的同学)跟我彻夜长谈他的哥哥,是她把我们连接到一起的。那时候,我是学生会主席,就因为我特别能搞伙食——战争期间大家总是没得吃——她才特别想让我嫁给李可染的。那时候李可染年纪轻轻的就有很多病,高血压和失眠症特严重,半夜里杜鹃叫,他就要起床。所以,我可以自毫地告诉你,没有我,可染活不到八十二岁。我们曾经历过战争,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你们都应该知道一些,我大半辈子都在为支撑一家人的吃穿而忙,停一步都不行的。
《财经时报》:给我们说说当时的故事吧。
邹佩珠:建国初年的冬天,田汉的儿子和欧阳予倩的女儿结婚,小可(大儿子)才四岁,只能带着去,可是脚上连双鞋都没有。我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剪了一条破棉裤,把一双很破的鞋全给蒙上,这才进了北京饭店。可染每次有外事活动,从衬衫到外衣,都是借的。有回借了一件呢子大衣,上面有个大洞,可染就一直用手捂着,从头到尾手都不放下来。1957年他去德国,从衬衫到西服,我借了七八家,最终给他凑齐了送到机场。1962年后来小可当了兵,因父亲是反动学术权威,复员回来分到内燃机厂打铁十年。李庚(三子)弄到内蒙莫力达瓦旗放马,一放也是十多年,后来去日本,唯一能给他的就是他爸爸的一件旧的中式棉袄,坏了很多地方,临走前我补了一夜。我们的女儿,当初怀她的时候,可染和我商量一定要送人,因为我们感觉实在没办法养她了,结果生下来是女儿,可染抱着看了一夜,眼泪流了一夜,最终还是没有舍得送人。文革中她到六盘山插队,那可是终年白雪皑皑的地方,井要打到一百米深才见水。恶劣的环境让她得了脉管炎,差一点就把腿给锯了。她回来,穿的是自己纳的布鞋,肩上挑着一担豆子,二十几岁的人头发就都白了,我们一家人看到后都哭了。我儿子小可最不愿提起的就是当年妹妹回家的样子。
可染在“文革”期间被批斗,他头发很多,高帽戴不上,红卫兵就把一盆糨糊倒在他头上。他心里有多大的委屈啊,我们的朋友,老舍先生跳湖自杀了,这让我感觉极端害怕,总守在他身边,讲开心的事,给他洗头,就是怕他出事。到夜里,我就把家里所有的书都拿出来一页一页检查,生怕下次抄家时被人发现什么对可染不利的东西。后来可染给弄到湖北丹江口干校,走之前好象说这批人永远不许再回到北京。1972年,尼克松到中国之前,总理嘱咐要布置一些宾馆,叫可染回来画些画,当地还不放。第一次拿了北京市的介绍信,不行,第二次换了国务院的介绍信,才把可染接回来。给民族饭店画大画。
1954年和1956年可染两次去南方写生,当时曾经过上海,我那眼睛全瞎了的父亲就在上海,他都没有一点钱去看他。写生中一路住马车店,吃路边小摊上的东西,从没进过饭馆。非常困难。衣服破了,鞋漏了就垫个纸片,后来到南京大姐家,大姐帮他缝补鞋袜,还帮他买了回程车票。回来就跟叫花子一般。我们这一生大部分时间就是这么过。
我们是天意的牛郎织女
《财经时报》:说说你们是怎样认识又怎样恋爱的吧?我们知道这是战争时期的故事。
邹佩珠:我去台湾的时候,有人也问我。可真是很浪漫,我的生日是阴历的七月七日,而他呢,是一个专门画牛的牛郎,我就说我们是天意,牛郎织女。
原本,我们就像两个互不相干的尘埃,可以说是战争的风火把我们吹到一起的。我住杭州,他住徐州。他有才华,又在上海和杭州学了美术,回徐州做教员。我家里条件很好,我上女中,那时候郁达夫还总到家里来找我姐姐。到了1937年,日本打过来,我们家从杭州开始逃难,一路上飞机追着我们的火车扫射,从我身边掉下去多少人,数都数不清。我们一路从上海到江西,再到湖南,总是在死人。
在湖南沅陵,我们住杭州艺专留下的宿舍,他们也是一路带着老师和学生逃过来的。我就决定加入他们学校学习雕刻。因为当时的校长刘开渠正给八十八师雕铜像。可是我的母亲却因为在漂满死尸的河里洗衣服,染上了破伤风病毒,死了。我服满“七七”,就一个人从沅陵出发追赶学校去了,先到贵州后到昆明,在昆明找到了他们,后来又跟着学校一路转移,最后到了重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遇到过很多战火、抢劫,轰炸,中弹的人就在我身边脑浆迸裂。可以清楚地看到炮弹从天上下来,一排一排的,由小变大,在我们避难的洞口爆炸。
《财经时报》:李可染是怎么到的重庆呢?
邹佩珠:1937年日本打进来的时候,他带着妹妹李婉从徐州开始逃难,先去了西安,找老乡,后来经人介绍到了武汉,进了当时国民政府的三厅,是周总理领导的,厅长是郭沫若,当时的三厅可说是集中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优秀的文化人。可染在那里宣传抗战,画壁画,和田汉是最要好的朋友,后来他们去了长沙,又转移到重庆。随着战争的进展,国共两党的合作慢慢也进行不下去了,郭老就告诉大家,要大家各自找工作,三厅就慢慢解散了。可染在重庆办了个人画展,并且开始了他画牛的生涯。不过,还是不能解决吃饭问题。最后他就来学校找李婉,当时我在路边画画,遇到他询问李婉,我就知道眼前这个人是李可染,因为李婉已经讲过很多他的事了,可是没想到这次他是来我们学校任教的。后来,在林凤眠先生的主持下我们就结婚了。
艺术家内心有特殊的敏感
《财经时报》:您说的,我们有些可以想象,因为听父辈们讲过。但是有些就不能想象,和画家相关的东西,我们了解不多。
邹佩珠:我以前是学雕塑的,建国的时候,我还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创作。原以为我是最苦的,但是后来我跟可染一起生活,才知道画家的苦。哪有画室呀,和钻探工人一样总在山里转,一辈子总要风餐露宿,但最苦的还是无法表现内心深刻的东西。要教书,要讲政治,尤其是“文革”期间,他被批判为反动的学术权威,纯粹地搞艺术创作是不可能的,挨批挨斗,一场接一场。可染心中的艺术的理想总被打破,这对他来说是最苦的事。
他是个敦厚的人,从没因为天赋才华而有半分张扬,为人处事胆子谨慎,但他的内心又极端敏感。他没有时间照顾好自己的子女们,内心很沉重。他从不说出来,这些我全都知道,我就尽我所有的一切的力量帮他撑这个家,撑他的身体。所以,在八宝山告别的时候,叶浅予就趴在我耳边说:”可染解放了”。
《财经时报》:我们学过历史,但不能想象战争时期的艺术是怎样坚持存活下来的,并且还能生产出那么杰出的艺术作品来,还有爱情。
邹佩珠:艺术首先要发自人的内心。战争是非常残酷,但是战争本身也能激荡人的心灵。可染在长沙画了很多抗战的壁画,现在我有照片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就是在枪林弹雨中创作。当然艺术家的内心总是和别人不同,他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气质,这种禀赋并不会因为环境险恶而受到消减。比如说可染,大家看他都是很忠厚的样子,其实他的内心是很美的,很有浪漫的气质。在重庆的时候,他在一间破木屋子里画画,那时候我们已经有不少交往了,忽然有一天,在他的画桌旁边的地上,钻出一棵竹子,他就开始精心呵护这珠小竹苗,并且写了“有君堂”三个字,算是起个画室的名字。其实,他心里想的是要这个棵竹子陪着他,他说这叫陪竹,谐我的名字“佩珠”。(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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