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抨击野生动物进补入药 呼吁立法加以限制

　　随着野生物种保护力度的加大，需要从法律层面解决的另一个矛盾是：越穷保护责任越大。

　　比如三江源保护的是整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尤其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但它的保护责任却在青海、西藏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专家认为，中国人“吃什么补什么”的进补理念和用野生动物入药的中医传统是动物濒临灭绝的一大祸害。

　　5月22日，吉林省珲春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到医院看望被野生东北虎伤害的农民车金霞。车金霞是首位获得政府补偿金的被野生动物伤害者。

　　25岁的车金霞是珲春市春化镇五道沟村的农民，5月19日她在上山采菜时遭遇野生东北虎袭击，其双手及腕部六处被咬骨折，后被闻讯赶到现场的丈夫搭救。去年在这里已经有一农民为野生东北虎所伤。

　　与以往受伤者不同的是，车金霞不需要再去政府的各个部门为自己的意外受伤讨说法。有关部门将依照新近出台的《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其进行补偿，补偿资金将由省、市两级财政负担。

　　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依据不充分，对此没有具体的补偿标准和范围，以往在处理野生动物伤害案件时，只能是从解决困难的角度给予一点补助，使群众蒙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处理野生动物伤害案件语焉不详只是豹之一斑，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中国委员会主席、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顾问汪松认为，中国野生动植物保护形势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野保法已经严重陈旧，亟须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或者《濒危物种保护法》。

　　保护现状和矛盾

　　吉林省人大做出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全面禁猎决定11年间，省内野生动物种类和数量均呈增长趋势，野猪、狍子等物种的数量增长较快。

　　随着野生动物种群和数量的增长，野生动物对人民群众人身财产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特别是近几年野猪、东北虎、远东豹损害群众利益案件频发，群众要求补偿的呼声日益高涨。

　　但是与此相关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关于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制度却存在缺失，没有明文规定。针对此类案件的调处，吉林省最近出台《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办法》。由吉林省林业、财政、发改委、农业、司法、牧业、劳动和社会保障等七个部门组成了“吉林省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人身财产损害补偿管理办公室”，因保护野生动物而受到人身伤害或农作物和牲畜等财产损害的人员将有专门的机构进行受理和补偿。

　　1978年以来，我国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法规体系开始逐渐形成。先后加入了《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际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制定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系列法律法规。

　　但自然保护和野生物种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正在具体实践中遭遇诸多现实挑战，存在许多规范的空白地带。而给各地相关主管部门带来自由裁量空间的同时，也给自然和野生生物保护带来弊端。比如一些野生动物繁殖中心，往往没有为动物的野外保护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失去了作为濒危物种保护机构而建立的目的，成为商业性生产基地。从保护变成了野生动物消耗和利用的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对野生动物需求的市场，实际上对野外的种群带来了更大的被偷猎压力。而一些风景区和森林公园则强调旅游开发，忽视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目前尽管被保护地土地面积越来越大，但由于管理薄弱和经费短缺，导致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还在继续。

　　汪松认为，中国物种糟糕的状况，从法律层面的原因来看，一方面相关政策和法规陈旧滞后，执行不理想；另一方面，这些法规还停留在保护体系内部，完全没有和经济发展开放部门的政策和规划结合在一起，因此保护还只是保护部门的工作，经济开放部门远没有被发动起来，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需要纳入到其部门的管理和发展规划之中。这是导致许多保护工作成效低的原因。

　　随着野生物种保护力度的加大，需要从法律层面解决的另一个矛盾是：越穷保护责任越大。自然保护区具有利他性，它的发展对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其对当地社区的贡献。但依照我国目前的体制，这种对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保护自然保护区的工作，并没有纳入到中央的保护体系，而是交由地方。

　　比如三江源保护的是整个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尤其长江流域是我国经济特别发达的地区，但它的保护责任却在青海、西藏这些经济不发达的地方。

　　福建漳州红树林保护区，国家林业局、很多专家都希望他们能申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当地政府不同意申报。因为红树林生长的地方都是泥质滩涂，这是发展养殖业最好的地方，一亩这样的滩涂养虾可以收入一万元，而变成自然保护区后，不但一分钱没有，每年还要贴钱去进行人力物力的管理。

　　因此，应该是谁保护谁受益，而不能够谁保护谁受穷。

　　野生动物保护法先天不足

　　74岁的汪松是《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定者之一。

　　1987年，《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在制定中，汪松受林业部委托，参与了该法的制定，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名录就是他在友谊宾馆拟就的。

　　在今天，重新审视这部《野生动物保护法》，汪松认为，该法更多意义上是一部《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法》。从直接目的来看，保护范围过窄。全部条文，从野生动物“分级”、“自然保护区”、“猎捕、捕捞”、“驯养、繁殖”、“出售、运输、携带”、“进口、出口”等等所作的详细规定都是围绕“珍贵濒危”、“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展开。

　　汪松说，当年制定这一法律时，国内还没有清楚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概念，强调保护的是大熊猫、老虎等漂亮可爱显眼的国宝级珍稀动物。他当时就提出，《野生动物保护法》中也要有对昆虫等其他动物的保护，但当时这一意见未占主导地位，只是点缀性地提到了虎凤蝶等几种软体动物的保护。当时，他特意把一些昆虫、蝴蝶、贝类动物列入了名录，当时他的想法就是，野生动物保护法除了老虎、熊猫之类，别忘了低等的动物。

　　对于普通野生动物的保护，该法第18条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取得狩猎证，并且服从猎捕量限额管理。持枪猎捕的，必须取得县、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持枪证。”第27条规定：“经营利用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应当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收费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财政、物价部门制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施行。”也就是说，对普通野生动物的保护，该法强调的是行政许可和收费。

　　而对那些大量的尚未发现有利用价值或不起眼的小动物，该法根本未予保护。

　　《野生动物保护法》同时被指包含了弱化可持续性思想，更强调当代人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不符合当前亟须的全面保护需要。国家环保总局曹明德认为，从价值理念视之，该法强调野生动物的“资源性”，这种“资源性”实质是一种“社会经济价值论”，是“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它的潜在思想是“为了利用而保护”，“保护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在此观念主导下，很多未列入国家、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上的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地成为珍贵、濒危物种。这已成为许多环保人士、动物权利论者对《野生动物保护法》进行指责并要求进行重大修改的主要原因之一。

　　藏羚羊绒披肩一条卖出上万英镑，导致这种曾拥有数百万只种群规模、生命力极强、远离人类的高原动物，几十年间就濒临灭绝了。2006年，中国海关查获的走私野生动物中，就有10吨以上的穿山甲，300件以上的虎制品。对于一些门类来讲呈现了更严重的趋势，包括爬行类、两栖类、鱼类、鸟类，大量的蛇类和龟类成为中国人餐桌上的野味和补品。

　　在汪松看来，中国人“吃什么补什么”的进补理念和采用野生动物入药的中医传统是导致动物濒临灭绝的一大祸害。

　　谁来保护生境的丧失？

　　在世界很多城市，随时可以看到很多松鼠在林间路边跳来跳去，可中国的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了。生命的历史表明，地球上曾经有6次大的绝灭速率很高的灭绝事件。目前的灭绝速度是正常速度的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

　　汪松说：“每一种动植物都有它存在于自然界的生态地位和生态功能。比如不在我们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的松鼠，恰恰是生态系统中一个关键种，可以为很多植物播种。有人把松鼠大量出口，但法律却管不了。又比如生活在我国西南岩洞中的果蝠，也是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传媒动物，但是，对于这些山洞不恰当的开发，使它们再也无法繁殖。经济的快速发展，常常使人们忽视和剥夺了一些‘不起眼’生物的生存空间。”

　　据中国科学院解焱博士介绍，生境丧失的原因包括森林砍伐、农业开垦、水和空气污染等等，导致适宜于野生动物栖息场所面积大大缩减，从而直接导致物种地区性灭绝或者数量急剧下降。生境的丧失导致野生动植物大块连续的栖息地，被分割成多个片断，这种片断化导致了以下的情况：不仅导致边缘区生境的退化，还大大增加对生境内部地区的侵扰。野生动物无法正常迁徙交流。

　　保护野生动物最根本的措施是保护其生境。中国野生生物的最大威胁是栖息地衰退、丧失，开发利用直接丧失，恰恰最主要的是生境的丧失。但中国有关生境保护的法律却停留在保护体系内部，没能和经济发展开发部门的政策和规划完整结合起来，无法有效保护生境。

　　汪松认为，目前，大的工程和开发项目是生境的一大破坏者，比如云南几年前上马的2500万亩桉树项目。云南是我国生态物种非常丰富的省份，但是当地为发展经济，却可能给整个云南的生态带来颠覆性的破坏。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经济和发展第一，修大坝、开大矿，上大开发项目，环评往往是形式，导致生境无法得到有效保护。

　　专家呼吁制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法

　　已经退休的汪松对有关物种生态保护的法律依旧关注。汪松从事生物多样性研究20余年，并组织筹建了当时的国务院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汪松认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法规陈旧，无法再适应当前的全面保护需要，应该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或者《濒危生物保护法》。扩大保护的物种和领域，对整个生态系统进行全面保护。

　　很早以前，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就确立了“保护地球上的各类野生动物，以便更有效地保护自然生态的完整性和确保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原则。中国是《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的6个发起国之一。1992年，汪松在里约热内卢见证了李鹏总理签约。

　　汪松说，生物多样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由于种种原因，地球物种灭绝造成的生物多样性减少正愈演愈烈。英国里兹大学的研究人员对覆盖地球陆地上1/5的1103种物种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到2050年，全球陆地动植物将有1/4会灭绝，最坏的情况是将有1/3到1/2面临灭绝。因此，必须彻底摒弃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和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普通公民，承认动植物等非人类存在物的自身价值和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和存在的权利，并以此为指导进行环境资源立法，在尊重自然规律、生态规律的前提下，制定或“发现”环境资源法律。

　　汪松说，为了保护人类与所有生物的共有家园，让我们自己生活得更为幸福和富有诗意，保护生物多样性就不应当是一句口号，而应当是具体的行动。(记者欧阳洪亮)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