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主要目标 |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发布,国新办召开新闻发布会
“中国环境威胁论”不客观不公正
据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记者张毅王优玲江国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说:“没有人说那些历史排放量多,人均排放量高,排放弹性系数大的国家是气候变化的主要威胁,反而说历史排放量少,人均排放量低,排放弹性系数小的中国构成了主要威胁,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公正的。”
马凯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国环境威胁论”,用具体事实进行了反驳。
马凯列举了三组相关数据。
一是中国的历史累计排放量少。从1950年到2002年,50多年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碳只占世界同期累计排放量的9.33%;1950年以前,中国排放的份额更少。
二是中国人均排放水平低。国际能源机构统计,2004年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中国是3.65吨,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87%,为OECD国家的33%。1950年到2002年的50多年间,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位居世界第92位。
三是中国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弹性系数小。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测算,1990年到2004年的15年间,单位GDP每增长1%,世界平均二氧化碳排放要增长0.6个百分点,但中国仅增长0.38个百分点。
马凯强调,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保护全球的气候系统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是重要的积极力量。
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每万元GDP能耗下降了47%,等于节约了8亿吨标准煤,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8亿吨。
1980年到2005年,中国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又净吸收了50亿吨的二氧化碳。
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少生了3亿人。现在按2004年的标准,世界人均年排放二氧化碳4吨,少生3亿人就等于中国去年少排放了12亿吨二氧化碳。如果中国不实行计划生育,去年就不是13亿人,而是16亿人,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就要多出12亿吨。这些都是中国对控制世界人口增长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的积极贡献。
国际社会应充分考虑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
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马凯4日说,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国际社会理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展空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不承担量化的减排温室气体的指标,但这不等于中国不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和责任。
马凯在国务院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从人类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约束地、大量地排放了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从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人类由于化石燃料燃烧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因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也应当承担主要的义务。发达国家有条件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也有经济实力、有义务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
马凯强调,我们认为,如果不顾历史事实、历史责任,不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借气候变化问题,不适当地即过早、过激、过高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一样承担量化的减排义务,从而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限制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显然是不客观的,也是有失公允的。限制发展中国家发展带来的后果,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要更为严重。
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
部分是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4日在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合理看待,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中国的排放量中就包括了部分发达国家的转移排放。
马凯说,首先,不能只看总量,还要看人均排放量。人口规模对一个国家的排放总量影响至关重要,人口大国与人口小国在排放总量上有不可比的因素。中国即使某一年排放总量超过了美国,由于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所以,人均排放量也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
其次,不能只看当前的排放量,而且要看历史的累计排放量。从1903年到2003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的比重达到了28.3%,中国同期只占7.6%。
第三,不能只看排放的数量,还要看发展的阶段。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排放强度是增加的趋势,实现工业化以后就开始减少。过去一百多年里,美国实现了工业化,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目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较多一些,排放的强度也大一些。一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中国是如此,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
第四,不能只看本土排放,还要看转移排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分工日益深化的大背景下,一国生产的产品要在多国去消费,一个国家又要消费多个国家的产品。所以,生产、出口高耗能、高排放产品的国家,要承担本应在进口国排放的二氧化碳,而进口消费这些产品的国家,在他们的排放总量的计算中,就没有计算这部分产品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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