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三》导演周浩：高考是改变命运的公平竞争

《高三》导演周浩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在晚上九点光临搜狐聊天室，再过两天就该高考了，那些高三的学生将迎来一次巨大的人生考验，高三生活也是人生中最难忘记的时光之一，现在在网上流传着一个叫高三的视频，这段视频记录了福建武平高中的一个高三班的一年，这段视频的各种版本在网络上到处流传，在每个流传的地方都会跟着许多赞叹的评论，今天我们邀请的嘉宾就是这部纪录片的导演周浩，同时也告诉无数个从不同渠道看到这部片子的人，这部记录了很多人熟悉的纪录片，并获得了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

　　周浩：搜狐的网友大家好！

　　国家恢复高考30年 拍纪录片意义特别

　　主持人：下面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也是很俗套的问题，为什么会关注这样一群人？为什么想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

　　周浩：因为我是一个做记者出身的人，我在新华社做过4年，在南方周末做过3年，后来改行做纪录片，一直对这种状态特别有兴趣。每年到这个时候，很多家庭都会跟这件事情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整个社会会为之牵动，这段事情不去记录觉得对于我们做纪录片的人是特别遗憾的事情。

　　周浩：我们国家恢复高考快30年了嘛，这么一个简单的纪录是一个空白，这段纪录也许若干年后再看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有这么一个念头了。

　　主持人：是不是一开始就准备一下子做一年这样的打算？

　　周浩：这是肯定的，开始是想找一个有代表性的学校，开始捉了湖北的黄冈中学，因为那个地方大家觉得高考是一个特别著名的点，后来通过南方周末前同事们去那儿去问他们的意见，结果得到答复大概是被拒绝了吧，这个时候正好我以前一个南方周末的同事叫方山文，现在是网易的主编，他说去我的学校看一看吧，后来我跟他去了，我拍的那个学校每年高考的上线人数是福建省市的第一名，跟我想像的比较吻合，既不富裕，又不是极端的贫穷，我觉得这样的学校在中国应该是有代表性的意义吧，正好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王景春老师，跟我想像的比较吻合吧，就开始拍那个片子了。

　　主持人：我刚开始以为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可能跟那个学校有一些感情，不是这样子的。

　　周浩：我一个朋友是那个学校的，他给我介绍这个学校，然后我去学校看，看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因为他考试那年是福建省的文科第二名，所以他至今还在那个学校保持那个记录，他跟学校的关系挺好的，因为拍纪录片有时候一半的工夫是需要别人认同你，跟别人打交道，这个过程我省了很多跟别人打交道的过程。他跟那个学校有比较好的关系，就介绍我去，就很快被认同了，就开始拍摄了。

    王景春是个好老师 如果我当初遇到现在会更好

　　主持人：纪录片里的王景春老师也是很多网友都认为是一个好老师，你是怎么样很快的进入让他包括他的学校进入到这样一种状况，好像就感觉你这个摄影机不存在一样？

　　周浩：实际上王老师是每年教高三，我是先选定了王老师然后才选定这个班的，我一开始来这个学校的时候认识的王老师，从我们做纪录片的角度来说，实际上这个时间是有点紧的，有点撞大运的感觉。王老师应该说是特别好的老师，这个片子因为在很多电视台播过，在凤凰台播过5集，在中央台至少有三四个栏目播过，北京台、上海台、福建台、重庆台都播过。有一次王老师去北京做《鲁豫有约》节目的时候走到厦门机场还有人把他认出来。他当然是一个好老师了，我开玩笑说我这辈子没有碰到这么好的老师，如果碰到这么好的老师也许我今天会更好一点。开玩笑吧。

　　主持人：拍这个记录片跟你个人的经历有没有关系，包括高考？

　　周浩：很多人都这么问，但是我觉得关系不大，首先我对高考有兴趣做这个班级吧，我88年大学毕业，我是16岁上大学，20岁大学毕业，不要说高中了，就是对大学我的记忆都非常模糊了，我首先是对这个事情有兴趣。因为我说这个片子就是快40岁的男人看十七八岁孩子长大的故事，其实我们国家特别需要这种记忆，我觉得那种记忆是一个特别遗憾的事情。

　　主持人：你觉得你当年参加高考的时候跟现在的孩子的高考的时候这种状态所面临的这种压力是不是区别非常的大，有什么感觉？

　　周浩：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因为从录取率来说，我们那个时候的录取率还要低很多，但是我觉得是中国人都跑不了这一关吧，都逃不了这个“劫难”吧、。我觉得跟我那个时候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城市里面，没有住校，跟他们还不大一样，但是我觉得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这个社会有时候是那种特别惊人的相似。有时候说起来那时的孩子第一课学的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学的是“千万别忘记阶级斗争”，然后才学的汉语拼音。这个社会变的是特别块的，你说我这个年纪的人那时候看影像资料是看不到画面的，我觉得这是遗憾的事情，我愿意给现在的孩子留一个记忆，可能之后看觉得还有这么一个记忆，这个也许是它的意义吧。

　　主持人：我们在看网友评论的时候也有不太一样的评论，一种是城市的孩子觉得很好玩，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孩子可能觉得很好玩，包括一些从县城里出来的、从农村出来的孩子们觉得跟自己的生活特别像，在你所接触到的受众群体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差别？

　　周浩：应该有吧，开始我并没有把这个片子当成立志片来看，很多孩子是当立志片来看，很多家长看到这个片子第一反应是拿回给我的孩子看，不同的人解读方式不一样吧。我觉得肯定是有差别，这种差别可能是我也想看到这个差别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比如我在芝加哥电影节放这个片子的时候，有一个美国观众站起来问我，有一个略微发福的中年男人，说我是一个企业主说请问我在什么地方可以雇佣到这些中国人，这种解读方式让我都觉得有些诧异，但是确实中国人、外国人他们看到这个片子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也许这是我想传达给大家的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有时候跟高三7班的同学说，我说也许你们到30岁才知道我想拍些什么东西。

　　周浩：我昨天还接到他们班一个同学，叫莫晓楠，她妈妈是一个老妇人，就是说一定要把孩子培养出来、一定要到城里打工，她昨天还给我发短信，说昨天又看了一遍片子，说看一遍哭一遍，给她的感受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哭，但的确这个片子给不同的人留下了不同的印象，我想也许是这个片子的意义吧。

　　主持人：你现在还跟这些孩子们有联系吗？

　　周浩：差不多都有联系，我跟他们班同学的关系非常好，现在他们有什么事甚至学习方面碰到什么问题都会跟我请教。这个班当时考完了以后，这个班的成绩不是特别好，他们班最好的也不过过了重点线大概多三四十分吧，他们考到最好的学校那个女孩子是中央民族大学。很多人问我说这个班的考试成绩不好是不是因为我的原因，因为我毕竟对他们有干扰。我会经常质疑这个问题，把我的干扰降低到最少，实际上这个片子对这些学生来说他们的记忆比我深刻多得多。我想也许过了十年、二十年，因为我不断的做片子嘛，我也许会慢慢把这个淡忘掉，但是对这个班同学的记忆可能是一生的。我想我们做纪录片的如果做到这份上其实也是满至多的，很多同学都在说你们太幸运了，有个人拍到你们高三的生活。我帮他们做了一段记忆，有一个孩子昨天给我发了短信，他在河北读书，说我特别特别感谢你。我第一次走进他们教室的时候就说我是来干吗的，我说我来做一个高三的纪录，你们十七八岁的经历，这部片子是我和你共同完成的，结果他们认同了我这种进入，我现在仍然对他们表示非常感谢，我们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份关于20世纪初关于十七八孩子一年的故事。

　　周浩：别说打游戏，像高中里谈恋爱还是满忌讳的事情吧，我觉得我对他们没有伤害啊，拍纪录片的人为什么有的不愿意拍，觉得对他们有伤害嘛。我一进去以后就告诉他我是来干吗的，我拍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我很坦诚的，像拍《围墙》的时候，我知道他们有的是摆拍的。比如打游戏，当时你看你觉得事情好像是会向老师告密，他觉得会对他有伤害，实际上有些事情时间长了以后，因为这个片子我不是当时就拿出来，是他们毕业以后拿出来，就是说对他们没有伤害，所以说他们能够接受吧。就像谈恋爱的同学，我当时拍完他们谈恋爱的一对的时候，我拍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这个东西以后我用出来你是什么态度，他说没事吧，只要我们两个人考上大学，如果考不上大学的话我妈会骂我，我考上了就无所谓了，只要你跟他达成某种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