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面镜子(组图)

　　20世纪3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1932年毁于日军炮火）

　　商务印书馆提供商务印书馆最初的馆址（上海）

　　商务印书馆提供

　　110年前商务印书馆创建时的创始人都是爱国的有志之士。当时广大知识界身感民族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险，但多数国人对世界的大势了解很少。开创初期，即注意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当时出版的《华英初阶》及《进阶》，起到了打开国人眼界的作用。戊戌变法运动以后，商务出版了先进学者如严复、伍光建、夏曾佑等人的著作，百年后依然活泼跳跃，生命力不减。

　　商务一开始就抓紧教科书的建设。从小学开始，继而中学、大学。这些书，今天仍未失去其参考价值。从旧学制转向新学制既缺教材，又乏师资。商务除了为学生编辑教科书，还为了帮助小学教师备课，配有各科教材的“教授书”，教者、学者均称便利。我在小学读书时，我的各科老师手头都有与课本相对应的“教授书”。中国地域辽阔，文化水平很不平衡，这一套“教授书”对全国教育的普及、提高，功不可没。今天，边远地区与发达地区差别尚如此之大，上溯到百年前，这种措施造福于全国小学教育的贡献不言而喻。

　　教书与育人是一回事。小学一年级初入学时，即学“修身”课。第一册全用图画，二册以下开始用格言，五册以下引用典型性的故事，每课配有图画。小学修身教科书，采用历史中可以身体力行之故事，引起学生兴趣。如何做人，从小学入学起就放在重要地位。今天采用的政治课，不能代替修身课。这种经验，今天仍未过时。

　　学校教材建设外，又照顾到社会文化普及工作，商务的《万有文库》是当时一种普及本的百科全书。每一个县的图书馆基本可以有一部。条件较好的中、小学图书馆也有订购的。

　　为了广大学者的自学方便，不惜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编纂了一部《辞源》，这是一部长销不衰的辞书，连穷乡僻壤的小学教师也自己掏钱置备一部，遇到古籍的疑难问题，可以查《辞源》。当时英语是我国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商务的《英汉模范字典》（扬州中学教师集体编写），当时中学生几乎人手一册。

　　汉字是单音方块字。不论笔画多少，都安放在一个四方块内。《康熙字典》是最有权威、收字最多（五万七千多字）的一部字典。此书采用部首检索法。这以前的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用部首检索法，但说文的部首难记忆。《康熙字典》的部首中再按笔画多少顺序检索要查的字。为了使人便于记忆，《康熙字典》还编有部首歌诀：“一二子中三丑寅，四卯辰巳五午寻。六在未申七在酉，八九戌部馀亥存”。

　　为了把两步检索法部首检索变为一步到位的检索法，商务印书馆首创“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王云五先生的发明，又称“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改用四角号码后，为小学生以及海外汉语学习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为它易学、易记、易用，自从20世纪30年代推出以后，受到海内外普遍欢迎。

　　系统介绍国外文、史、哲、经、法等重要著作，这又是商务的一大贡献。西方古典文学、小说、戏剧等介绍到中国来，其中绝大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商务以出版小学教科书起家，随着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它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与教育发展前进的步伐同步前进。商务的创立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面镜子。今天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建110年，我们回忆过去的光辉业绩，更在于着眼未来的新文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忽略了发展生产力这个大方向，以阶级斗争为纲，走了不少弯路。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正是世界的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十年，全国陷于“文化大革命”摧残文化的混战中，不但不重视文化，甚至把文化知识看成罪恶之源。社会上曾一度以无文化“大老粗”为荣，以多读书为罪过。在十年混乱的狂潮中，商务印书馆也在劫难逃。现在的任务是认真总结这一百多年走过的路，哪些走对了，要继续走向前，哪些是商务的优势，后来没有得到正常发展的夭折的，要继承发展下去。比如创建时，商务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过世界发展潮流，领导层十分注意积累资料，培养人才，创始人之一，高梦旦先生以不懂外文为最大的憾事，他先找到胡适来主持工作，胡适在商务工作了几个月，认为自己的兴趣不甚适宜，胡适又推荐了王云五先生。王云五有毅力有见识。他曾通读过一遍《大英百科全书》，该不该通读一遍可以有不同的评价，但他的这种毅力实在难得。王云五还自己翻译过外文典籍为中文。这种好传统在“文革”中极左思潮下中断了好多年。学通中外，应当看作是作为商务的领导必要的条件。

　　商务除了编辑出版许多好书外，还注意发行环节。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商务为西南联大师生们提供服务十分周到。昆明分馆缺的书，商务从其他省市分馆设法调剂，西南联大的师生对商务的服务精神十分感动。

　　商务早期的高梦旦先生，原来是最高层领导之一，后来王云五主持全面工作，高梦旦先生退下来担任出版部工作，他不在乎名位高低，高高兴兴地在王云五领导下认真工作。是什么力量，什么思想境界使当时的领导成员如此团结合作？是他们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历史使命感，把一些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奉献出自己的一生。

　　商务印刷装帧工艺，在当时也是全国一流的。30年代出版的精装本，到现在还能保持原样，不翘不裂。商务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书，印刷造成的错字极少，今天我们的出版界“无错不成书”，很少达到当年商务编校水平。

　　更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由张元济先生身体力行，培养出一支全国一流的编辑队伍。当年商务的编辑部的编辑聘请的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专家，如茅盾、郑振铎、朱经农、郑贞文、周建人等，如开列名单，可以开列一长串。

　　值得提出的是这些编辑们都有自己写作专长，都是各学科的专家，既是当了编辑，他们把编辑工作放在第一位，甘心为读者服务，而不是忙于出版自己的著作。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编辑人员为读者服务的奉献精神与当年商务的编辑队伍相比，明显有所减弱。

　　“多难兴邦”，是中华民族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一条规律。今天是新中国经济建设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经济发展为今后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保障。过去艰难的日子被克服了，正是总结经验，继续前进的大好时机。我从小学开始就深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物的启迪。从小学到大学，直到今天，对商务印书馆有一种亲切感，亲近感，我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忠实读者，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之一。商务100多年来，与国运同步，甘苦与共，休戚相关。祝愿商务做出更辉煌的成绩，以满足海内外学术界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