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家庭”三十年

　　“中大家庭”三十年

　　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仿佛是忍受了长期饥饿的人潮同时向一家面包店卷去，工人、农民、军人、仍然呆在乡村和已经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应届毕业生，上千万人参加了高考

　　1977年，父母同时考入中山大学

　　2005年，儿子进入同一高校，并学习母亲的专业

　　在他们的家族里，共有7人毕业于中山大学

　　两年前的今天，李希宁正走向高考考场。

　　期望来自一种家族情结。中山大学是李思群的母校，是他的妻子的母校，也是他的父亲、岳父、岳母和弟弟的母校。如果李希宁能够如父亲所愿，考入这所坐落在广州的著名大学，他将成为家庭里第七个中山大学“校友”。

　　对这个优秀的广州少年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两个月后，李希宁骄傲地向父母展示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他的父母比他更激动。

　　在李希宁看来，是否能考上大学只取决于学习成绩，这一点由他来解决；剩下的，就是让父母为他准备好入住校园的铺盖和一切花费了。但是李思群知道，在他参加高考的时候，一切都不是如此简单。

　　父亲的高考：仿佛饥饿人群涌向面包店

　　1977年，24岁的李思群在广州郊区的一个农场里勤恳地履行一名木匠的职责。他手艺差强人意，会把细木条拼成一口装衣服和书本的小箱子——这口木箱将陪伴他度过大学生活。但是当时，他还必须依靠这份手艺来赚取每月32元的工资。那时，月薪32元足以让一个年轻人感到满意，只有在国营农场工作才能得到这个价钱。

　　中国的所有大学已经在1966年停止招生，所以在那时看来，除了继续从事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生活没有向李思群展现其他可能——也许有过那么一次：他在1973年差点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接近大学校园（那年是以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招生）。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在1970年开始实行，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被认为是优秀的工农兵不用通过文化考试，就被推荐进入大学。但就在这一年，白卷英雄张铁生令考试再次遭到否定。严格的身份审核葬送了他考绩极佳的美梦。

　　李思群感到沮丧。他来自一个有文化的家庭，但他先是在少年时跟随调动工作的父亲从富庶的广东来到贫瘠的江西，然后和整个中国的青年一起失去上学的机会，到江西的一个农场成为“泥腿子”。现在他终于回到广州，但是到这时候，道路似乎已经在他面前消失。

　　但在1977年底，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仿佛是忍受了长期饥饿的人潮同时向一家面包店卷去，工人、农民、军人、仍然呆在乡村和已经回到城市的知识青年、应届毕业生，上千万人参加了高考。他们的知识基础非常薄弱，因为在他们接受中学教育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失去理智的疯狂状态，学校根本无法给他们提供像样的教育。但大多数人都愿意去试试。

　　李思群也决定试试。他最终成功了，并在那个美丽的校园里结识了自己的妻子。1986年，李希宁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儿子的高考：“校友”母亲指定最后一个志愿

　　那是十年前，李希宁还是一个小学生时，他参加了一次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他是初赛里成为班级最高分的获得者。最令人快乐的是，没有进行任何课余训练的他，战胜了那些在数学奥林匹克学校里咬铅笔头的同学。

　　孩子从此爱上了数学。

　　多年后，高考志愿填报表摆在他的面前。他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将中山大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具体的专业，他填好了五个，还剩下一个。这时候，他的母亲李萍萍对儿子说：“你都自己填好五个了，总要给我留一个吧。”

　　李萍萍也于恢复高考后第一年考入中山大学，学习城市规划专业。现在她是广州市城市规划局的副局长。她要求李希宁把剩下的最后一个志愿留给她从事的专业。

　　中国正处于急剧发展之中的城市化进程，令这个专业变得非常热门。而一门理想的专业是中国的大学生与他们的父母所殷切向往的，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大学生在毕业后失业的风险。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在校大学生。在李希宁进行高考的2005年，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是1400万人。从前几年开始，毕业的大学生往往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如果你学习的是一门偏僻或者不能立即应用于实际工作的基础学科，在争抢中无疑会落入下风。

　　当然，李希宁的家境使他不必背负失业的焦虑。但李萍萍希望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经验和资源可以为儿子带来日后发展的便利。

　　恰恰是这个专业成为李希宁进入中山大学后学习的第一个专业。以后不用担心和儿子没有共同话题了，李萍萍看着已经长得比她高的儿子想。要是你学的是数学……她感到庆幸——儿子的命运就此将发生巨大转变。

　　放弃32元的工资，去吃两毛五分钱的炒粉

　　父亲的命运也是被大学改变的。从木匠到中山大学学生，李思群用半年的时间去实现身份的改变。在这半年里，他尽可能地阅读了所能找到的参考书。他曾经为自己的无知而灰心。但他立刻又鼓励自己，因为他看到身边的竞争者们和他一样无知。

　　在那个偌大的农场里，四百多名知青参加了高考，最终产生了七个大学生，李思群是其中之一。李萍萍所在的农场有六百名知青，那一年考上大学的有六个。在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这个国家在时隔11年后重新收获了生于这片土地的40．1万名有才能的青年。

　　李思群仍然记得语文科的高考作文题目，“大治之年气象新”。一个潮州考生写出一篇深得评卷人叹赏的作文，那篇短文和其他几篇一起在中国的最高级别报纸《人民日报》发表。现在，李思群的这位叫陈平原的中山大学中文系同学是著名的文学史学者。

　　李思群从农场只带走了那口木箱，他甚至没能保留每月32元的工资。但他毫不在意。后来的4年里，他开始习惯并喜欢上校园里的所有东西，包括两毛五分钱一碟的炒粉；在后来更长的岁月里，他因为这4年而得到了超出一口木箱很多很多的东西。

　　毕业后，他先是在中山大学任教，然后到一家报纸做编辑、记者，再然后成为管理新闻出版工作的官员。因为中国面临10年的人才缺口，他说自己“像一块宝贝那样”被重用，现在，他是一家拍卖行的总经理。

　　李萍萍在农场的伙伴用锣鼓来迎接录取通知书，那张纸片将6个青年从那个在韶关的农场带走。他们送走或许只比他们多答对一道题的幸运儿，然后继续他们的生活，并不知道隔断这两群人之间的山岭开始悄悄隆起。

　　2005年，多年不见的中学同学们决定举行一次聚会，但有人放弃了。他们不愿意看着自己成为“配角”，听他们动情地回忆过去。对于那个时代的人，大学确实是“登天”的唯一路径。

　　两代人眼中的高考意义

　　李希宁对中山大学的校园并不陌生。他的父母曾经带他去那里玩过几次，他们穿过夹竹桃和蒲葵掩映的校园。李思群和李萍萍看到这座校园里有的地方完全改变了，有的地方却和30年前几乎一模一样，他们自己也是如此。

　　但像大部分大学一年级学生一样，李希宁离开了广州，到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住下。高校大规模扩招，让中大这所百年老校不得不设立其他校区。在这个非常现代化的地方，李希宁用1年时间来证明自己对经济地理学的兴趣是多么淡漠。他开始考虑：这个选择会不会让他后悔一辈子。李思群和李萍萍吓了一大跳，他们屡屡从广州驾车两小时来到中山大学的珠海校区，劝儿子打消这个想法。

　　李希宁决定还是听从内心的声音。他向学校递交了转读数学系的申请，尽管要经过考试、审核等一系列复杂程序。

　　30年前，学习数学曾是青年的热门选择。作家徐迟为数学家陈景润写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中国引起轰动，人们对数学的热情被焕发了，连老太婆都知道“1＋1”，虽然这种简单化的概括不得要领。

　　在今天，这种带着强烈英雄崇拜的选择不大可能再次出现了，人们显然更注重未来的生活质量是否能够得到保证。如果学习数学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有人都不会鼓励你跟随你的兴趣。至于李希宁的做法，用母亲的话来形容，“这是不愁吃穿、不等着赚钱的人才会做出的选择。”

　　这个不愁吃穿、不等着赚钱的年轻人放弃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不愿意把母亲走过的道路再走一遍。他说：“我想我不可能做得像她那样好。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李希宁已经在数学系学习了一个学年的课程。给他上课的是朱熹平，这位数学系教授为最终完全证明数学史上最著名的难题——庞加莱猜想，做出了独有贡献。因为沉浸在证明庞加莱猜想的工作中，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给本科生上过课，李希宁很幸运。

　　朱熹平也是恢复高考制度后中山大学产生的第一批大学生。那一年，他才16岁。他的儿子则将在今年成为大学生。

　　李希宁从珠海回到广州的大学城校区，如果想的话，他每周都能回家见到他的父母，他每周都能听到解决过代表人类智力最高极限的难题的大师给他讲课。更重要的是，他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如果不通过高考，他无法得到这些。

　　但他不觉得高考有这么大的意义。他认为：即使没有高考，他的伙伴仍然可以拥有其他的受教育途径。“今天的高考和30年前没有本质区别，不都是应试教育的产物吗？”他说。

　　他的父亲试图向他指出事实并非如此。“你这么想，是因为你认为生活理应如此，但是我们那个年代，生活不是本来如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