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笔激扬黔文化——读陈福桐先生《梧山文稿》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以“馆员丛书”形式，新近推出的《梧山文稿》是我省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的文史论集。它是陈老60岁至90岁30年间大量文稿的精选本。把卷拜读这个封面淡雅宜人，印刷精致，薄薄十五万字的新书，不禁被它的内容与文笔所深深吸引。

其实有分量的书并不一定都要像某些高头讲章那样动辄煌煌数十万言。像《梧山文稿》这样“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思精味醇，清新朴素，独具真知的文本，也许更容易拥有读者。写的是学术论文，却以散文笔调出之，不少篇什往往闪见文化智慧之光。他是一位对乡邦饱含至情至爱的学者，毕生研究贵州文化的心血结晶，是他晚年奉献桑梓的一份宝贵精神礼品。

　　陈老文稿最为精彩的亮点，是高扬黔文化之旗，对贵州文化作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中，有些边缘地域文化长久被人忽视、轻视。贵州就曾经遇到这种命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国性的文化热迭起。贵州文化研究也成为兴黔大业题中应有之义，并为外界所日益了解和关注。在这历史背景下，陈老以他饱读诗书经史，对贵州历史文献熟稔于胸的优势，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论文，引起省内外文化界的广泛共鸣。他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大文，尤其一箭中的，声震全黔，远播域外。他以极大的热情与科学态度，从浩瀚的史料中整理、总结出明清两代五百四十余年间，贵州出过六千多个举人、七百三十多个进士。多年来这篇名文之所以一直为人传诵，流布甚广，就是因为它发掘出两个具体而宏观的数字，雄辩地一扫贵州无文的历来偏见。这个情况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却淹没在汗牛充栋的故纸堆里。而一经陈老抉出，立即令人耳目一新，找准一个小小的切入点，打开人们的大眼界。难怪有的论者称誉此文像是对贵州文化认识上的一次“哥伦布式”发现。

　　陈老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不浮在表层，总是从贵州历史文化的源流、演进、脉络来探求其地域特色及发展规律。把《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与收入本集子里的《贵州六百年的诗、志、禅文化》、《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从认识贵州文化的多元化特色来理解“贵州学”》等等文稿联系起来阅读，就可以看出陈老对贵州文化有其整体深入的见解。他不仅揭举出贵州明清人才大观，更从外部条件与内在因素两个方面，分析贵州文化发展与人才孕育的深刻原因。从外部大环境看，他回溯十五世纪以来贵州政治、军事、经济变迁与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他写道“历史已证明，建贵州省是非常有远见的措施。建省以后，中央那一套行政系统，那一套军事设置，那一套教育计划，都因时因地制宜的在贵州作了布置，派来的封疆大吏学政官员，都是经过科举考试选拔所得而又具有一定战略本事，才敢万里投荒来建功立业的人。从各级地方志中可以找出若干史料来作证，这个历史事实是必须重视的。有了这个历史事实，所以明清以来经过科举考试来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方得以应运而生。”陈老认为贵州文化(主要指儒家主流文化)由于政治统一，对外开放，日益与中原地区同步前进。在各种文化中，若论其品位之高，影响之大，当推诗文化(包括少数民族的古歌)、地方志文化和禅文化。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趁纂修贵州省地方志之便，带着诗、志、禅这个课题，走了全省70多个县，考察、搜寻、蒐集有关文献资料，大大丰富和深化了他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就是因为有了诗歌，才反映了文化的演进和灵魂形象化。”翻开《梧山文稿》，可以看到作者对贵州诗、志、禅情有独钟，引证了数百年来国内学术文化界大师对贵州文化的正确评价。在陈老笔下，对那些国内名家巨擘，不以偏见视贵州，独具慧眼，对贵州文化的认识往往比黔人更深更高的精言妙语，都作了充满激情的引述和推介。在陈老的眼中，贵州是满目灿烂，而非一片蛮荒。他特别欣赏四川翰林赵尧生的《南望》诗：“绝代经巢第一流，乡人往往讳蛮陬。君看缥渺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陈福桐满怀激情地说：“以郑珍为代表的贵州诗家群，真像万马奔腾走出贵州，这是对贵州人的激励和鼓舞。”感情不同，认识也就与众不同了。陈福桐认为贵州山川秀丽对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在这本集子的卷首内页，陈老以他那儒雅的馆阁体楷书写了两句题辞：“山川含清淑磅礴之气，人物有倜傥风流之情”。下署：“贵州抒情陈福桐”。前句是黎庶昌喻贵阳状元赵以炯受山川灵气所钟。后一句是陈老补加的，指贵州山川秀丽，人文也可观。这大约是他的贵州文化观之精魂。

　　修志是陈老晚年的主业。他年过花甲才衔命出任贵州省志副总纂，参与省志编务十余年。他是贵州地方志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一位主持者。这次从他未刊的《修志文存》书稿中，选了《修志丛谈十题》收入本书，它是陈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修志经验总结。这不是一般讲义，而是精彩纷呈的文史散文，广征博引，妙语横生，而又切合时宜，针对性、指导性、知识性强。二十多年前的旧稿，至今读之，仍觉新鲜。窃以为这个“修志丛谈”，颇得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名著的学风与文风。学术讲稿，却文采飞扬；深入浅出，雅俗咸宜。如果没有深厚的积累，没有举重若轻的本领，是写不出这样的别有天地的好讲稿的。

　　陈福桐先生人生丰富多彩，他笔名梧山，贵州遵义人，1917年生。1937年在遵义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参与创办快读书店、青年抗日救国会、青年音乐促进会、农村抗日宣传队等；参与《黔声日报》、《民铎日报》编辑，主编《遵义国民教育杂志》和编辑《时代儿童》等刊物。1944年后任教遵义几所中学，教授语文、历史。1949年10月受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联络员委托，从事迎接解放、争取上层等联络工作。1950年任遵义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这位早年活跃于黔北的民主人士，从儒士到斗士，又从斗士到儒士，跌宕多姿，颇富传奇色彩。由于他的革命活动，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又由于叛徒陷害，蒙冤入狱。两种监狱，两种考验，他都经受了。这次他在本集《书前絮语》中写道，他的“60岁以前的图书和文稿，已荡然无存，为什么？”原因不言自明。他先后两次入狱，算起来前后历20年的苦难生活。然而，他满肚子的学问是烧不掉的。一经大地回春，在修志、治史、诗歌创作、佛学研究等诸多领域，便重新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2001年，我应约为《文史天地》杂志写过人物专访，题为《文化老人陈福桐》，曾以“剑心侠骨本儒士，满腹经纶非书生”来概括他的人生。今读《梧山文稿》，当日这个感觉更觉突出了。陈老文稿，既非那种唯上唯书的官样文章，又非迂夫子的书生之见。本集还收入若干解放前与解放后个人经历的回忆录，也有怀人之作。不论是学术论文，还是个人色彩的散文，都是政治阅历与学术修养俱深的别开生面的佳构。今年春节还写《三农、乡镇应列入第二轮修志的篇章中》一文，收入本书卷末，殷殷寄望新志继开风气之先。所以，读《梧山文稿》应该也读陈福桐这个人，其人与其文，是相得益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