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为:教育部1977年高考调研数据首次披露(图)

杨学为

杨学为做客会客厅

　　回望高考：能考大学不容易

　　李小萌：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会客厅》。在您看电视的时候，全国正有一千多万考生正在非常辛苦地准备着今年的高考，据说这将会创下历史以来最高的一个数字，同时今年也是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来有3600万考生通过高考的考场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这是现在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这是30年前考生们参加高考的场景。

　　与如今考场上考生的从容不同，30年前的考生显得更加匆忙和不适应。

作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第一次考试，1977年的高考是当时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考试，有570万考生走进考场，而之前，他们已经11年没有见过高考的场景了。不仅如此，所有考生准备高考的时间也只有一个多月，而且是11届考生同赴考场，考生平均年龄已经接近30岁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看来，1977年的高考更像是一次“突然”的考试。

　　现在的考生可能已经很难理解30年前考生的心态，而对于杨学为来说，印象却很深刻。作为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今年70岁的杨学为既见证了中国11年没有高考的历史，也参与了恢复高考的艰难历程。从1977年高考算起，到2000年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位置上退休，他的工作有23年和高考联系在一起。而1977年这次被称作“一个国家和时代拐点”的高考也定格在了他的记忆里。

　　那么，当时恢复高考的决定为何如此突然，决策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30年前的高考对于当年570万考生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呢？

　　李小萌：为什么今年人们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恢复高考三十周年，三十年前那一场考试有着怎样非同一般的意义，今天我们节目的两位来宾将会以不同的视角带着我们一起回到三十年前。首先要介绍的是，教育部（原）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先生，我们欢迎他。欢迎您，您跟我们讲讲在1977年的时候，您具体负责的是什么？

　　杨学为：1977年有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我在简报组里，第二次招生会我是起草文件组里。

　　李小萌：起草文件？

　　杨学为：对，国务院后来批准招生意见，我是在那个起草文件的小组里。

　　李小萌：所以今天杨先生主要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恢复高考这个决定是怎么成为一个事实的，我们看到的资料都是说，1977年5月24号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教育这样一个讲话，这是不是恢复高考的一个发令枪？

　　杨学为：如果从意义上可以这么说，1977年开过两次招生会，第一次招生会是在5月到6月，在太原开的，那时候当时有“两个凡是”，教育部的思想也不解放，到会的人很不满意，但是教育部还是把这个文件送到国务院去了。这个时候邓小平恢复工作了，这可不得了了，邓小平自告奋勇抓科教，然后他就开科教座谈会，在科教座谈会上好多人强烈要求废除推荐、恢复考试，他当时拍板决定，把文件追回来，让教育部把文件追回来，重开招生会，一年开两次招生会，建国以来，惟有这一次。

　　因为历史的原因，1977年之前，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已经在中国消失了11年。有上千万城市的青年被规定在中学毕业后，必须离家，去往农村。高校录取的大学生不是按照考试成绩录取的，而是按照“十六字”方针录取的，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而按照这个方针招收的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不仅质量没有保证，而且也带来大量的问题。1977年7月，73岁的邓小平第三次恢复出来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就重新主持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座谈会，经过长达45天的讲座之后，会议决定，改革高校招生制度，统一考试、择优录取。

　　李小萌：但是在北京开的那一场会一开开了45天，很多人是穿着夏装去的，等开完会的时候天都凉了，怎么开了这么长时间这个会？

　　杨学为：第二次招生会是8月到9月，主要是教育部，我认为主要是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会上争论得很多，两派争来争去。比如说高中毕业生要不要两年劳动之后才能考大学，还是说直接可以考大学，这是争论的最主要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政审的问题，政审文革中间主要是看出身，然后就是考试的问题，不要考试了，要推荐，这三个是争论的最主要的问题，但是第一个问题是打头的问题，争论了四十多天，两派争论来争论去，后来起草了一个文件送给邓小平，邓小平是管科教的副总理，送给他看，他很不满意。

　　李小萌：主要不满意的都有什么？

　　杨学为：很多，主要不满意是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说得很生气，大家看邓小平文选，9月19号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那篇文章非常厉害的，你们无非是怕跟着我再犯错误，同意这项方针的就干，不同意的就改行，这句话非常厉害。我看主要是批评教育部领导思想不解放，具体的问题那就多了，像刚才三个问题都涉及了，比如说招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为什么要招应届高中毕业生？就是不中断学习，政审的问题，我们起草小组起草了很长的一段，因为文革中间重视政治，政治挂帅，突出政治，所以我们起草得非常细，他看了之后，大笔一挥，全部划掉，连说三个繁琐，本人带来了一个笔记本。

　　李小萌：带来证据了是吗？

　　杨学为：是，这是第二个招生会我的笔记本，刚才我说那个连说三个繁琐，因为邓小平文选里只有一个繁琐，所以有人问我你怎么说三个繁琐呢？本人证据在这儿，当时传达的记录，连着说了三个繁琐，最后说把繁琐的东西去掉，那就是第四个繁琐了，连说三个繁琐，把这个全划掉了。

　　李小萌：在1977年以前高考虽然停止了，但是大学里并没有停止教课，还是有学生去上学，但是进校门的手段和方法不是考试，而是经过推荐，为什么推荐上来的学生像您说的这么差呢？

　　杨学为：推荐所谓叫做十六个字，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核心的问题是领导说了算，领导说了算就是走后门，为什么文化水平这么低？当时不讲文化水平，什么是上大学的资格，举起手来，手上的老茧就是资格。1972年我出去招生，我在东北师大当教员，我出去招生，这个学生的水平也太低了，公社书记说就是因为低才上大学呢，要是高就不上大学了，诡辩。

　　李小萌：我们再回到决定了要恢复高考，这么一个重大的轰动性的消息，怎么传达到老百姓当中去的，就是通过报纸是吗？

　　杨学为： 9月19号邓小平批评了教育部，教育部赶快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改了文件，文件就报上去了，10月5号政治局讨论，10月12号国务院发布文件，10月21号新华社发通稿，发了通稿之后全国老百姓才知道。

　　中断11年的高考恢复的消息一出，知识青年奔走相告，这重新燃起了他们通过考试进入大学的希望。然而，从10月21号宣布消息到12月10日正式开始考试，时间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给考生准备考试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而对于当时组织考试工作的教育部门来说，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李小萌：新闻报出来，但是已经决定了是12月10、11、12就高考了，这中间两个月来得及做所有的准备工作吗？

　　杨学为：当时不是全国统考，因为没有全国统一的大纲，没有全国统一的教材，全国统一命题也来不及，还要运过去，是各省命题，各省先有一个县试点，取得经验，因为十年没考了，然后由地市这一级先考一次，按照录取人数的三倍选出来，叫做粗选，然后参加全省的通考，各省的时间都是倒计时这么排，非常紧张。

　　李小萌：为什么不再缓一缓，到了隔年春天或者更从容一点再去招生？

　　杨学为：快出人才。

　　李小萌：就是迫切到这个程度？

　　杨学为：对，邓小平讲快出人才、早出人才，不想再耽误一年。

　　李小萌：经过这么多思想意识的碰撞，这么多的校正之后，最后决定什么样的学生可以参加高考呢？

　　杨学为：1977年规定考生的条件非常宽泛，上山下乡的可以考，应届的可以考。

　　李小萌：没有个年龄限制吗？

　　杨学为：甚至高中一年级、二年级、特别优秀的，经过学校推荐也可以考，上到六六、六七届的高中毕业生，有两个孩子、三个孩子的考生，下到刚毕业的学生，甚至高一高二的学生，都可以考，所以那时候叫父子同考，夫妻同考，是这么一个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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