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赃款怎么追讨

6月7日，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和澳大利亚司法与海关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共同出席了在悉尼举行的赃款移交仪式

　　南方周末

　　境外赃款怎么追讨

　　“中国人觉得，贪官贪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归还乃是理所应当。”但杨诚分析，由于贪官所在国警方侦办此案，法院开庭，控方聘请律师，都需花费大量成本，因此，在贪官的赃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给贪官所在国政府。

　　赃款外逃，追回的仅是部分，其背后是无奈的成本付出与妥协。

　　6月7日，悉尼。掌声，微笑——澳大利亚司法部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将一张金光闪闪的支票，交到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手中，支票数额是337．4万澳元（约合2160万元人民币）。

这是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闫永明的部分赃款。据了解，退还嫌犯赃款，在中、澳两国之间是第一次，对中国来说，也并不多见。

　　讨还赃款——“最后回来的钱少之又少”

　　闫永明发家颇早，曾斥资4．6亿人民币收购吉林三利化工，28岁就号称拥有26亿身家，以3．18亿收购号称“中国伟哥”的壮阳药物奇圣胶囊，闫也被称为“中国伟哥之父”。

　　而当南方周末记者向闫永明过去吉林的同事了解情况时，只有一位硬邦邦扔出一句：“他采用的是非常规手段”，而形容他逃跑的胆量，是“像吃了伟哥一样”。

　　“坚挺之后很可能猝死。”在闫永明身上，伟哥的副作用竟一语成谶。2001年，闫永明携逾亿巨款外逃，2005年，他的财富神话由“一路坚挺”急转直下，巨额存款突然被澳大利亚警方冻结。

　　闫永明只是外逃嫌犯的八百分之一，他的赃款，相对于整个在外贪没总额，也只是“沧海一粟”。去年公安部、审计署联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称，目前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有800人左右，直接涉案金额近700亿元人民币。

　　“被贪官带出国门的赃款属于中国人民，但最后能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钱，少之又少。”澳门大学教授、国际反贪腐专家杨诚说。

　　剩余赃款——“不能让人家白花钱”

　　在新华社关于澳方向中方归还赃款的新闻稿中，也有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描述：“澳大利亚司法部长交给中国政府的，只是闫永明携带赃款的一部分”。闫永明外逃后，多家媒体的报道中都提及，随之失踪的资金高达1．08亿元人民币。那么，已追回2000多万元之外的赃款到哪里去了呢？

　　“中国人觉得，欠债还钱，欠多少，还多少，天经地义。贪官贪了中国人民的血汗钱，全部归还乃是理所应当。”但杨诚分析，由于贪官所在国警方侦办此案，法院开庭，控方聘请律师，都需花费大量成本，因此，在贪官的赃款中，通常要分出一部分给贪官所在国政府。这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属于惯例。

　　即使在签署了相关条约的国家之间，即使条约规定贪官所在国花费成本由该国自己承担，但在实际操作中，要求引渡的国家也会以“各种方式”对贪官所在国进行“补偿”。“不能让人家白花钱，这在人际关系上，也是常理。”杨诚说。

　　以往，中方人员往往拘泥于固有观念，希望将赃款全数追回，但这样的后果往往是一分钱都要不回来。监察部特约监察员、北京大学教授贾庆国的观点是，“要适应外国人的游戏规则，学会和外国人妥协。”

　　既然国外坚称由于“办案成本”而要分一杯羹，那么成本究竟有多高昂？以余振东案为例，为促成余振东归国受审，我国司法部门2001年成立了专案小组，与美方进行了近3年的协商，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办案人员就曾6次赴美国谈判。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告诉记者，成本不仅在金钱上，还包括部门协调。南方周末记者从公安部了解到，包括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国际合作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局司法协助处、司法部司法协助司和外交部在内的10个部门，经协调，组成庞大阵容，与美方及余本人、家属进行了长期谈判。而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刘进参赞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闫永明案中，公安部也曾与外交部进行过协调。

　　“抓回一个贪官，总得花上数百万的资金。”最高人民检察院一位官员透露，由于追逃的成本非常高，检察机关难以承受。据办案人员介绍，在2000年2月调查北京城乡建设集团副总经理李化学出逃案时，7人调查小组飞赴澳大利亚，并雇用当地律师协助调查，其中一位资深律师的佣金标准是按分钟计算。

　　还款背后——“这本质上就是利益交换”

　　贾庆国认为，“若任由经济犯罪嫌疑人逍遥安然，经济与政治成本都十分巨大。经济上，贪官在国外花天酒地，肆意挥霍人民的血汗钱，政治上，贪官在国外，必将极大损害中国形象，也会让国内的蛀虫‘蠢蠢欲动’。”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贾庆国曾建言打击外逃贪官。

　　对闫永明案，网友“六脉神剑”在中国经济论坛发帖，认为中国此次能讨回赃款，是以实力的强大作为坚强后盾，此番言论引出了颇多支持和反对的声音。

　　而国际反贪腐专家杨诚指出，需要注意的是，外国政府，尤其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政府，不是因为中国强大而惧怕，而是中国强大后，各国越来越多地需要借助中国。

　　美国反洗钱网站高级成员麦克唐纳告诉记者，美国政府愿与中国合作反贪腐，因为中美“相互需要”。

　　“说到底，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交换。”杨诚指出，澳大利亚、美国近年来在返还赃款上同中国合作更为积极，是希望中国在反恐、反毒品问题上和他们配合。因此，有专家建议，中国要开展反贪腐的国际合作，应以灵活态度，熟谙对方所需，方能事半功倍。

　　引渡嫌犯——“问题变得复杂而敏感”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的高小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虽然闫永明的赃款已被剥夺，但人还未被遣送回国。赃款之主尚未伏法，后来者已“纷至沓来”。

　　据外电报道，仅2003年8月3日晚至8月5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深圳、珠海、昆明等口岸、航空港，就查获60多名企图外逃的干部，其中有7名副厅级官员，携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随身携带60万欧元。

　　专家介绍说，和“把钱要回来”相比，“把人带回来”要困难得多，因为涉及到人权、法制、意识形态等，如此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而敏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梁淑英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目前，每年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事部门办理的大型出逃案为20－30件，遣送回国占外逃总数的比例很小，只能算是冰山一角。

　　目前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已废除了死刑，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坚持“死刑不引渡”的原则，梁淑英指出，中国对于贪官的最高刑罚是死刑，这让国外法官在判决是否引渡时顾虑重重。

　　而像赖昌星这样拿出“政治迫害”借口而博取舆论和法官同情的外逃嫌犯也大有人在。

　　贾庆国介绍，依据一些西方国家法律，外逃嫌犯也可以“用钱财买时间”，“只要你有钱，请得起好律师，就可能把诉讼长期地拖延下去。”

　　这样的长期诉讼，要花费检控方大量成本。但贾庆国指出，即使花费不菲，也必须不惜成本，严厉打击贪官，让每个贪官的财富梦“猝死”。否则，一个“中国伟哥之父”倒下了，还会有千百万中国贪官，像吃了伟哥般站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