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月生回忆反“扫荡”那些日子： “每个战士每天只有7两小米”

　　再走500米，左权和100多人的干部连就可以跳出敌人的火力圈。

　　炮弹接踵而来。一发、两发，第三发炮弹在左权的身边落地爆炸。八路军副总参谋长、黄埔一期学员左权倒在了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上。

　　“弹片从他的前额和腹部打进去。”左权当年的警卫员陈利财回忆说，“我们拖着他向前走，才走了十几米，他身子一下软了下来。”

　　左权，八路军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这一天，是1942年5月25日。日伪军2．5万人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的“第二期驻晋日军总进攻”已经进行了10天。

　　类似这样的“扫荡”和反“扫荡”，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的全过程。

　　“光一个晋察冀根据地，就有2500万人口，县政权108个。”原晋绥野战军独立1旅714团政委刘月生说，敌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令日军日夜不宁。

　　“‘扫荡’一般每年分成春、秋两次进行，春季是为了不让我们播种，秋季是为了不让我们收麦子。”老八路、84岁的王世昌是刘月生的老伴，原白求恩军医学校的学生。

　　制造“人圈”，发明“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清乡”……在日军越来越血腥的围攻下，抗日根据地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每个战士每天只有7两小米。”刘月生回忆说。

　　很多部队被迫化整为零，一个团分成若干支小部队深入到敌后作战。在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工作的张怀瑞所在的团取消了营的建制，直接编成5个战斗连和1个侦察连，进入敌占区坚持抗战。

　　“连病号都没有粮食吃，只能从树上打点枣当粮食。”张怀瑞对困难情况记忆深刻。

　　然而，就是这些食不果腹、枪弹不足的军队，一次次战胜了日军强大的进攻，吸引了中国战场上的多数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