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做客搜狐 |
十年中越来越多香港人说自己是中国人
主持人:97年的时候大家可能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年的变化,您觉得香港人的历史观有变化吗?
曹景行:我觉得香港人不能抽象的谈历史观,同样也不能抽象的谈香港人,这里面我想谈具体一点,香港人大概分几个类别,一个类别就是我们说老的各地来的,在过去的变化当中不断有内地人来到香港,这些老的香港人基本上年纪比较大了,这些香港人基本上都是内地过来的。
还有一些香港人是他们的第二代,如果以最具有香港意识的人来定义这批人,第二代差不多是在香港出生或者很小就到香港来了,年纪跟我差不多或者再小一点的,这些人在香港出生、成长,在香港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们的童年或者少年时期在香港还是不怎么发展的时候,到了他们上大学走向社会的时候恰恰是香港起飞的时候,这些人成为中产阶级也就是香港要回归的时候,这些香港人又是一个我觉得在香港最重要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他们的想法对香港这个社会今后的发展和现在的这种社会安定实际上是最关心的。第二代往往是在英国的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价值观基本上是那个时候的教育体制,而且是最富裕的一代香港人,他们的意识和父母是不一样的。现在讲香港人的价值观、香港人的身份认定,如果谈这群人是一个重要的,但也不是全部。
再有,各地这20年,特别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有一大批香港人又跑到内地去,他们又跟留在香港的,基本上以香港为根基的又不一样,他们的想法和内地之间的融合就比较密切了。比如我们在北京看到一二十万香港人,他们也经常来回跑,他们跟不来的人又不一样。再有,这个一二十年里边,又从大陆以及海归来到香港的那些香港人,我说他们也是香港人,这当中又有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比较高层的海归,还有从珠江三角洲接近农村或者小的地方的移民香港盘踞的那些配偶和子女。
所以认定香港历史观的表现,看本土生长起来的中产的这一块,我是香港人,我应该属于内地来到香港发展的这个类别的,这个类别大多数和海归比较接近,我们基本上就是比较淡的把香港和大陆划开的感觉。但是香港本土出身的,特别那些精英、那些中产,他们从小就在香港成长,而且他们自己又有香港身份的认定,这一批人在这十年当中的变化是值得分析的。包括他们的后代,应该说1949年以后的第三代,我不说再老的香港人了,有的印度人说我们在香港住了六代、七代了,我们才是香港人,东印度公司卖鸦片过来的时候就有,但是我说的第一代是指1949年前后,然后五十年代出生成长的第二代,第三代是现在七八十年代出生成长的。主要是第二、第三代,他们的比较复杂。像我们就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现在对我来说香港身份不是太突出,我不会强调我是香港人,当然我是香港公民,我有香港居住的权利,但是我不会很强调我到哪儿就像内地一样我是中国人。老的那些早年来的说更多的是说我上海来的,像邵逸夫、董建华,董建华的口音还是带着上海腔,董建华可以讲上海话讲的很好,他广东话并不太好,一听就是外来人。
主持人:您在家也说上海话。
曹景行:我在家就讲上海话,我跟本地的同事讲普通化,但是话的比较差,我能跟他们沟通但是讲起来就不一样了。但是再老一代人,像我们父亲到香港那一代的他们并没有太强的觉得他们是香港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第二代和第三代。
主持人:第三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应该是刚刚大学毕业刚刚买入社会?
曹景行:差不多就是那个层面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当中他们的身份认定,第一,他们必定是中国人,这个是隔不断的,尽管他们有时候刻意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但是中国的特性这一点我觉得,比如说即使在回归之前,每次只要中国拿到了世界冠军,中国人都非常非常高兴,所有的报纸都是大作。包括神舟六号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包括北京拿到奥运主办权,包括香港有一个电视台的女记者,这个记者如果从身份认定来说我想她会强调她是香港人,经常报告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内地的事情,但是有次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庆祝活动,她被整个人流围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她有强烈的归属感。她们有时会强调自己是香港人,但是他们内心还是不能够截然区分。
但是毕竟很多问题上,这代香港人,从价值观和政治取向跟内地还有很大差距,这种差距在回归之前是很突出的,回归之后应该说香港这十年能够到现在这个样子最主要的原因实际上不在香港而是在内地,内地的政策,首先对香港实实在在的就是把一国两制实行了、落实了,变成事实了,这是香港人都承认的,英国人也承认的。没有说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再有就是这十年确实大陆的发展本身就拉近了香港和大陆的距离,也是拉近了与世界的距离。
十年当中,这一两代人越来越多的说我是中国人、也是香港人,我是中国的香港人,我也是香港的中国人,有的可能突出香港的特色,有的更多是突出中国的特色,大多数香港人都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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