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队时代又卷土重来。这一回，城里人轮候的不再是猪肉、肥皂和搪瓷缸子，而是金融、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或房子车子等大宗私人消费。无论在银行还是在售楼处，与当年求生存排队买民生物品相比，现在人们追逐的是更多的利益与不确定的明天
“后排队”现象渐渐成了气候
“这个笑话是真的。
在袁毅平的印象里，中国第一次大排队现象是从“大跃进”浮夸风后开始的。当时袁毅平有三个上幼儿园的孩子，没有什么给孩子吃的，有一次，袁毅平发现居然有糖果卖，赶紧排上了队，但是一个人只允许买一块糖。他便连着排了三次队，结果在买第三块糖时被人发现了，袁毅平无奈：“我说了我有三个孩子，你又不肯一下卖给我。”
中国第一次排大队现象随着各种供应票证的停用而消失。1980年初，袁毅平掏出布票，想在香山买块绒布，营业员笑话他，一看你这个人就不管家务事，布票都取消半年多了。袁毅平说，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为买生活用品发过愁了。
袁毅平没有料到的是，又过20余载，一个更具地域和专业化特征的“后排队”现象渐渐成了气候。银行成了首要集散地。近日北京盛世指标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调查了北京、武汉、成都等十地的银行客户，结果100个人中有99个人排过队。在北方，排队状况会比南方更甚。盛世指标的总经理肖明超介绍，今年4月起，因为利率调整导致转存骤然增多，以及股市、基金火爆而出现的存款“大搬家”现象，银行的长龙现象达到了一个危险的临界点。
而这只不过是大排队井喷的出口之一。近年来“后排队”运动已经渗入了中国城市的毛细血管。2003年，杨雨从纽约回到北京，在一家律师事务所任职。她发现国内的排队现象无孔不入。她至今还没有买私家车，虽然车价一直在降，“耗费不起这个时间。”杨雨掐着算：“买车、验车、上牌照，无一不需要排大队，而后再每天开车从家门口排队堵到公司门口，甚至连加油都得排队。”
经纬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文说，他听到的银行排队大军中最令人心跳的一句话是，“如今想赔钱都不容易”。排队不容易，而且排完一个队，就意味着必得排下一个队。苏文举例说，为赶猪年的吉利，人们先是赶着排队结婚，而后匆忙排队生孩子，紧接着就是请个好“月嫂”都要排队了。
排队问题是垄断问题
“地球人都知道，中国的排队问题就是个垄断问题、服务意识问题、素质问题。”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网民杨杨说。在一家法国公司任职的杨杨时常需要去欧洲出差，尽管那里的银行也有排队现象，但是从来没有像国内的队伍那么长，而且绝对不会出现一个窗口排大队，紧邻窗口工作人员打扑克的景象。杨杨认为，国内的排队现象，刨除了人多这个重要参数，也还是有太多中国计划经济的特色在起作用。以前是粮油副食品和日用品生产受政府严格控制，现在则是公共事业缺乏竞争，“后排队”运动与“前排队”时代有洗不脱的干系。
“但凡与老百姓关系最近，而且最容易出现排队现象的领域，都是一些公共性的、行政性的垄断机构。”在圈内颇有名气的自由评论人、长沙理工大学青年学者张若渔表示。“前排队”时代是短缺经济的产物，而“后排队”运动则是源于公共服务资源的缺乏。虽然很多人希望靠增加供给延长服务时间，来解决“后排队”的难题，但张若渔认为，这还是治标不治本。他警告说，除非确保这些公共物品的公共性不被随便扭曲，并为此进行制度设计，否则建设再多的学校、医院、铁路线、经济适用房也不解决问题。张若渔表示，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引入竞争机制，“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市场的归市场”。
苏文在地产圈打拼经年，他对政府调控在市场供应中所起到的微妙作用了如指掌。苏文认为，像房地产这么大宗的产品，本身不应该出现抢购的局面，一旦出现排大队，要么是开发商犯了严重的数学错误，该拿的利润居然不拿；要么就是严重的供需不平衡，特别是普通住宅供应量太小，这与政府对土地的控制有关。根据苏文的市场调研，在中国，数代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都已经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居所需求之旺盛已经达到了顶峰。“真正符合百姓需求的住宅从来不需要打炫富广告，一开盘就被眼睛雪亮的群众排队抢空了。”苏文点出了买房排队的实质原因：购房者无房可买，选择余地很小。
“后排队”运动极大地促发了“地下排队业”的发展。网民枫露茶曾为购楼，火速从路边雇用了一个民工，付了500元的“排队费”，排了两天一夜后，成功地抢到了一处价廉物美的房子。不过枫露茶雇用的还属临时工，大部分“排队工作者”都是专业人士，他们对各类排队人气指数了如指掌，价格随行就市。比如北京回龙观经济适用房的房号可以炒到上万元，一些著名医院的专家号100元起步，而如果你在银行等得焦心，只需支付3块钱，就可以省去若干等候工夫。
排队是“幸福的痛苦”
2007年的中国人，不在这里排着，就在那里排着。北京盛世指标数据管理有限公司近日对银行客户的调查表明，有接近一半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焦虑。而缓解焦虑的措施又大都成为摆设：比如杂志架上没有杂志，饮水机旁没有水杯。
“以前排队是钱少的烦恼，现在排队是钱多的烦恼。”经纬时代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文表示。不过，他宁愿将之称为“幸福的痛苦”，因为生活品质确在排队的郁闷里还在不断上升。
今年5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连出“七招”缓解排队现象，包括ATM机取款上限提至2万元、任一银行即可办理缴费等多种业务、推广使用支票等。曾经在苏格兰工作过的全职主妇孔彤表示，这里最实用的措施是取款额度增加，她再也不用为每月取钱存钱在柜台间奔波来回了。她还希望银行增加些预约业务，不要光是取大笔现金或存大笔零钱时才有预约。不过，自动提款机对于远在新疆、70岁的杜碧玲老太太还完全是陌生事物，在当地银行的大门已经被挤烂两回以后，虽然有银行的人手把手地教如何使用提款机，老人们还是宁肯排长队，哪怕只取100块钱——他们害怕钱被机器吞掉。
同样广受诟病的医院挂号就诊系统，也在开展网络预约业务。网民维蕊对北京海淀妇幼保健医院的该项业务心存感激。自从可以网上挂号后，她再也不用早上五六点跑到医院门诊排队。只需在头天晚上12点，进行眼疾手快的操作——预约的人太多。维蕊和先生默契合作，两台电脑上网，两人同时点击，12点一过，预约系统10分钟内就会约满，后来1分钟内就全约满了。
更多的中国人学会了与“后排队”运动和谐共处。在长沙，青年学者张若渔一面奋笔呼吁排队的制度革新，一面耐心地面对现实，他分割了排队时间，比如他常常是先去银行取个号，出去吃顿饭，回来再接着排队；在新疆，杜老太决定跟上潮流，她采用了折中的办法，领退休工资时跟在儿子后面，儿子从自动提款机上取了款，转身再交给杜老太。
排队存在于世界一切经济制度当中，在资源紧缺的状况下，排队仍然是一种均衡选择。只是排队的心态不同，排队的后果也各异。只有当人们能够自信、自由地选择未来生活，以短期逐利为特点的“后排队”焦虑症才有可能药到病除
你为何排得如此心焦？
“如果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配置时间资源，排队就可能是最公平的解决办法。”中山大学教授王则珂在其《排队的文明》中指出，排队要真正做到公平，最重要是贯彻“先到先得”或者“先到先办”。
只是看上去简单的法则并不能普适于“后排队”时代。来自浙江台州的商人李欠寿最近深刻地体验到排队也是一种权利。他在云南宁洱做服装生意。前不久的那场地震发生时，他的儿子才刚刚出生7天。房子裂了缝没法住了，李欠寿试图和其他人一样去排队领帐篷。但是因为他是外地人，而老婆虽然是云南人，却是邻县的。好心人告诉他说，领帐篷要户口，他去排了也没有用。李欠寿和刚出生的儿子不得不在外露营了一宿，天太热，小宝宝哇哇大哭。
排队现象并不是某个国家或者某种社会乃至经济制度的专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总结，“排队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现象”。他在欧美国家学习、生活多年，所看到的景象是在美国要排队，在澳洲要排队，在英国还是要排队，只是等候的时间不同，排队的心情有别。“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人排队相对要随和、耐心，这与他们的社会状况有关。”北京律师杨雨证实，她在国外旅行时也常常碰到排队，但是时间短，而且秩序好，“至少让你感到不像国内那么躁。”
中国的“后排队”大军们心态格外敏感，任何有嫌贫爱富和地域歧视嫌疑的举措都能够激起众人的逆反心理。比如在美国可以“用钱说话”，花钱购买了VIP票，就可以从专门的通道或柜台优先办理手续，无须像其他人那样排队，其他人也丝毫没有异议。但在中国排队民众强烈的仇富情绪下，试图用收费解决排队问题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推出了“业务办理加急”的服务项目，花50块人民币就可享受类似的VIP服务，不料被讥为是“花钱买加塞”，是“双重不道德”，甚至有人认为其恶劣性质等同于春运期间火车站自己倒买火车票。结果该办法实施了一天后便紧急取消。
中国“后排队”运动愈来愈显著的群体性焦虑让韦森倍加警觉。他认为这是人们对于未来缺乏信心的结果。虽然生活物资很丰裕，但一遇到市场有风吹草动，有一丁点逐利的机会，大家还是会去拼命排队去争夺。大到排队买房子，排队买股票，小到副食品涨价排队买特价油、特价鸡蛋。
另一位“海归”，网民壶一认为，光是有未来社会稳定的预期还不够，更重要的还是人们能够拥有对自己未来生活方式的选择权。“只有当住在祖屋里的人能够自己决定是否进行危房改造，不用担心一纸政令就没了栖身之所，人们才能够自由选择悠闲的生活方式，不用忙着排队买房子，忙着为此排队挣票子，忙着排队存款，忙着排队炒股买基金，忙着将孩子排队送进名校，为了将来有能力挣钱排队买房子。”壶一以这样一句话来做总结：“只有打破了这样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排队怪圈，人们才能够真正体味排队的本来面貌，即排队本身是社会文明的一个象征。”据《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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