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也就是在近一两年,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从环境保护中跳出,与反恐和能源安全等问题一道,成了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和政治家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令世界关注,可借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一句话做解释:“如果你的肝功能正常,你就会忘记你还有肝脏。
地球的“肝脏”出了问题,这恐怕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其病症表现为暖冬酷暑、海平面升高、岛屿消失,兼之飓风、海啸肆虐、山火熊熊……连篇累牍的,相信谁都可能读过那么一条两条的。最新的气候研究报告说,当前的气候问题已经相当严重,灾难也许在未来50年或更短时间内就会爆发。
生态已经变坏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控制污染、修复生态系统也是全球共识,这似乎毋庸赘言。不过,治病是要花钱的,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要治好地球的生态病,成本可远比修核电站高多了。这也是美国为什么不愿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的主要原因。在华盛顿看来,加入这个议定书,不仅要损失众多工作机会,还不知得拿出多少钱来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不过,最近美国态度已有所改变,这是题外话了。
几年前,和两位美国朋友探讨绿色产品的使用这个话题,记得当时美国制造业推行的3R理念(再回收利用)尚热。其中一位很明确地说,“我很赞成环保的观点,但如果不是强制要求使用绿色产品的话,我既不会去买环保汽车也不会去买环保冰箱什么的。”问他为什么,他干脆地说:“因为那意味着要多花很多钱。”
环保的问题总是这样,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需要国家、民众同心协力。但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行动起来都是要见真金白银的。于国家而言,需要制订宏观的目标和标准,需要巨大的投入;对个人而言,需要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做或多或少的改变。这意味着,要么牺牲一些生活的舒适程度,要么在日常生活中为环保意识“埋单”。前者面临的问题是,尽管政府斥巨资用于此,但据专家的估算,对气候恶化的势头也只能停留在控制阶段,离修复还差得远哩。要花多少钱才能找到投入和回报的平衡点,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这恐怕就像精确预测股市上升和下跌的拐点一样困难。在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下,全球变暖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作用将在本世纪下半叶或许在未来一两百年后才凸显出来。如此漫长的延迟效应,使得破坏程度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由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主持完成的报告认为,到下世纪初,全球可能因气候变暖损失5%—20%的GDP。不过,这个结论因其选择的贴现率受到了普遍质疑。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到底有多大、花多少钱、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笔算不清楚的大账。至于后者,简单地说,在现代生活方式不太可能发生逆转的情形下,要平衡生活的质量和环保投入的程度,也是一个令人时常困惑的问题。
既然谈不上防患于未然,人类花大钱给地球治病,这是顺理成章、叫人赞成的事儿。感觉困惑的是,这些年来,人们对生态问题及其治理的投入关注得太多,对环保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关注得则太少。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任何投入都应该是注重回报的,生态的投入如此巨大和广泛,如何做到效益最大化,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值得好好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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