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志愿者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讯 ：

　　本报记者 钟岚

　　慈善 一种现代生活方式

　　核心价值

　　2005年发起城里孩子每人捐一本书，在西部农村建1000个爱心图书室的活动，并为之积极奔走。

从大巴山走出来的青年老师吴治国以病残之身做公益之事，2005年获四川省首届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2007年获四川省五四奖章提名。

　　核心人物

　　吴治国，1976年生于四川巴中，2000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原绵阳市实验小学教师，2001年赴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达扎寺小学支教，期间因患脑瘤落下残疾。

　　我不能确定我生命的长度，但我可以丰富我生命的内涵，拓展生命的宽度。

　　就算不能为贫困地区的孩子捐建希望小学，但是你或许可以送给他们一本课外书！

　　——吴治国

　　残疾老师和千个乡村图书室

　　困难是有，但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西部农村建1000个爱心图书室的想法是支教时产生的吗？

　　吴治国：（以下简称“吴”）不是。具体说应该是在脑瘤手术之后。

　　记：脑瘤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吴：支教的时候。2001年3月，四川省委、省政府实施“四川省民族地区十年教育行动计划”，在全省招收青年志愿者赴甘孜，阿坝，凉州三州支教，我是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刚在绵阳市实验小学教了半年书，就报了名。我去了若尔盖达扎寺小学，教语文兼教导主任。支教快结束的时候就发病了。

　　记：当时有什么症状？

　　吴：头晕目眩，有时晕倒，改作业改久了就会晕倒。视力也逐渐下降。最初我以为是高原反应。当地医疗条件很差，也没查出来。后来视力下降越来越厉害，没法教书了，支教原本是一年，我提前20多天回来，到川大华西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脑袋里有一个鸡蛋大的脑瘤，压迫视神经，所以视力下降，脑部还有水肿，到高原地方很容易得这病。

　　记：脑瘤已经切除了吧？现在病情怎样？

　　吴：做了四次手术，瘤子没取完，太大了，还有2.5公分是在神经里面，太深了没敢取，这部分要每年检查，防止它复发并恶化。手术后我就没法教书了，左眼失明了，右眼视力也只有0.08，我只有回巴中老家休养了。我的档案关系还在绵阳的学校，每个月还是有生活费。

　　记：生活费多少?够用吗?

　　吴：原来有700多，现在涨了，接近900元，除了留够生活费，我还资助了一个藏族女孩，叫扎西卓玛，是我支教那个学校的，爸爸死了，妈妈要靠打工养活她和弟弟。我每学期给她两三百元学费。她现在读初二，我打算一直资助她到大学。还有一个是巴中市曾口中学的女孩，现在读初三。以我的能力，我只能资助一两个学生。

　　记：休养期间你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吴：我回老家是先办学。我的母校金碑乡燕山村希望小学，老教师退休后，没有年轻老师愿意来了。请代课老师，教学质量不理想，生源严重流失，原来100多个学生，最后只有40多个。我就想，自己不能教书了，办学总可以吧？于是我去找中心校谈，把学校交给我管理。学校电都没有，我拿了5000元钱来通电，把房子翻修了，买了VCD和彩电，就可以开学了。老师的工资我自己解决，代课老师一般400元，我给了600元。

　　记：收入能够支撑学校运转吗？

　　吴：由于我减免了一些学生的学费，经费很困难。但我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后来决定借助网络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关注山区教育。我开办了爱心助学个人网站（www.wuzhiguo.cn），通过它得到了中山大学的支持，现在中山大学每年寄两三千元钱来资助我们的娃娃。后来农村不收学费了，学校经费由教育局解决，我就有更多时间做其他事。

　　就算无人为我鼓掌，我也会自我欣赏

　　记：为什么想到办爱心图书室？

　　吴：一是我的10万元手术费，除了教育局拿的1万和学校的几千，全是绵阳和阿坝的学生捐的。阿坝的学生经济情况那么差，还捐了3287元，是一分一角筹集起来的，是这些爱心给了我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我觉得做这个事算是回报。二是办学时我发现，农村里大多数是留守儿童，婆婆爷爷当然主要是照顾生活，不出事，养得白白胖胖的，照张相给爸爸妈妈看，就很不错了，他们不可能拿钱给孩子买一本课外书。我是搞教育的，农村娃娃心灵上思想上缺乏关爱更麻烦，比物质上的贫穷更可怕。而一本好书能带给人精神上的支撑，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买书很贵，城里娃娃有那么多课外书，倡议他们每个人捐一本书应该很简单。于是我找到巴中一小，他们捐了几百本书，把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建起来了。后来我就想西部农村有很多像我们学校一样的情况，如果能建1000个，也算对社会的一种回报。

　　记：1000个，这个数字你觉得现实吗？

　　吴：现实，我也不是异想天开。中国西部有11个省市，一个省建100个，需要10万本书。10万本书如果大家都愿意捐的话，收集起来还是很容易的。我现在已建了20个，希望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个目标。

　　记：农村学校有图书室的多吗？

　　吴：少得很，现在搞应试教育，对这个没有考核，很多学校即使有也是摆设，上面检查了就打开看，检查过后就关起来。我除了把图书室建起，还要组织志愿者去调查，让它运转起来，让学生真正能看到书。同时我一边做一边宣传志愿者精神，对学生也有很好的影响。志愿者精神实际上就是与时俱进的雷锋精神。城里娃娃捐献一本书，就相当于帮了一个留守儿童。

　　记：你怎样运作呢？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去找吗？

　　吴：我一般是通过当地的有关部门，如团委、宣传部门、教委，帮忙联系捐书的学校和接受书的学校。在当地城区的学校筹集到书，直接就建在当地的农村。如果没有组织支持，别人一般不会相信你。

　　记：有没有不支持的？

　　吴：很多。遭白眼的时候很多。对于很多学校来说，他们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10个学校有一两个愿意跟你谈，但谈成的就更少了。而且门卫要拦，比如在双流一所小学，门卫要我出示证件，我出示团委的介绍信，但他看都不看，就往外推我。当然后来校长出来了，向我道歉，还捐了3000多册书。

　　记：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你的活动，你觉得媒体的介入对这件事有什么促进作用？

　　吴：我一开始就借助了媒体的力量，因为有媒体的宣传人家才会接受你。很多人质疑我做这事的目的，说哗众取宠哇？其实我就两个目的，第一我的10万手术费是社会捐的，我回报社会，第二是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体现我的人生价值，证明我还有用。我在中山大学讲演时说，李宇春有李宇春的价值，我有我的价值，我不排斥别人，我也尊重自己，相信自己。我欣赏超级女声的“就算无人为我鼓掌，我也会自我欣赏。”

　　捐几百万和捐本书意义一样

　　记：从组织活动到图书室建成，都是你一个人吗？

　　吴：是。我主要是行动不方便，买车票，找旅馆都不方便。有时问路，问10个人只有一两个人给你说。我觉得很难过，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时，对他人不说无私奉献，人与人之间还是应该互助噻。

　　记：都走了哪些地方？

　　吴：从2005年出去，走了成都、攀枝花、昆明、曲靖、六盘水、贵阳、凯里，然后是广西。现在我想把巴中作为根据地，因为老这样跑来跑去效果也不是很好。

　　记：家里人放心你这样出去吗？

　　吴：最担心的就是家里人。我家兄弟姊妹5个，我是唯一念了大学的，本该给家人生活带来改善，但现在这个情况我已经成了家里的一个负担，至少心理上是一个负担。家里人当然希望我最好就待在家里养病，不要东跑西跑的。

　　我觉得最大的阻力不是我的行动或是经济上的原因，还是别人的冷漠和不理解。

　　记：肯定还有不少帮助和支持你的人吧？

　　吴：当然。比如今年我在双流待了半年，得到了很多学校和企业的支持。我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万喜热水器的总代理，他赞助了我一些钱，还在双流给我开了个专卖店，让我做生意。因为我行动不太方便，后来他又派人经营，把利润给我做活动经费。

　　在巴中也有志愿者和我一起做，比如我的网站就是天地网络的人免费给我管理和维护。

　　记：有没有想过找几个人一起来做这些事？

　　吴：无论任何人，个人力量都很有限。我在成都认识很多志愿者，大家一起做更好。一个企业拿几十上百万出来和小学生捐一本书，意义是一样的。

　　记：这两年你被评为2005年四川十大青年杰出志愿者，2007年四川省“五四”奖章提名奖，你怎么看待这些荣誉？

　　吴：这是对我的工作的认同，也是组织对我的支持。有了这些荣誉，出去联系人家要买账一点。以前我去一些单位，人家直接就说我是骗子。现在谈起来顺利得多。你知道做事情都这样，锦上添花的多，雪中送炭的少。我也知道，不是说我能力和境界有多高，而是政府重视志愿者，组织上才会给我这个荣誉。

　　记：以后有什么新的打算吗？

　　吴：我希望有条件的话能成立志愿者工作室，以组织的形式来进行这个活动，效率更高一点。

　　我上次在中山大学讲演，有学生说社会上有爱心的人很少，你这样做无济于事，我说那么你可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来证明社会是有爱心的。有人每天都在抱怨社会风气不好爱心太少，自己又不做，怎么行呢。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对自己有信心。只要局面打开了，我相信1000个爱心图书室一定能建立。建1万个都可能。

　　我脑袋里的这个瘤子，最害怕的就是复发，就看运气了。我不能确定我生命的长度，但我可以通过做一些事丰富我生命的内涵，拓展生命的宽度。

　　采访手记(2007年5月31日 巴中)

　　坐在吴治国老师的对面，我的心情很复杂。这是一张被疾病严重扭曲了的脸，似乎所有的器官都拼命向右边挤，那只已经失明的左眼被拉扯得厉害，时常要渗出泪水，以致于他不得不在说话的间隙，频频伸手去擦拭。那头浓密的头发遮不住两道灰白的刀痕，他说，左边是取脑瘤的痕迹，右边还安着排水管，因为水肿，有积液。

　　他带来了一大堆东西：有关爱心图书室的宣传广告；记录募捐情况的册子——上面详细登记着几万册书的来处、去处；他本人的各种证明材料，其中有他得病前的照片——在若尔盖达扎寺小学的教学楼前灿烂微笑，青春、帅气。

　　吴老师展示给我的这些东西，以他右眼仅存的0.08的视力，几乎已经看不见了。所以，从联系采访到采访结束，他说得最多的话是：“请等等，我找人帮我看（记）一下”和“麻烦你帮我看一下”……

　　这样的情形，是我来之前没有想到的。现在，对他所从事的工作的艰辛，我更能感同身受。同时我也很后悔——居然答应他拖着残疾的右腿，穿越那么多条人车混行的街道，来到我住的宾馆。

　　但是，吴老师说，这点路对他算不了什么。的确，他已经拖着这样的身体，去了那么多个省市，走了那么多的路。信念的力量是巨大的，怀揣着在西部乡村建1000个图书室的梦想，似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逾越，包括对他而言坎坷曲折的路，包括白眼和冷遇。

　　他给我讲了一个在路上的故事：去贵州的火车上，睡的是硬卧。邻铺的一个农民在遵义下车，偷偷地换走了他的皮鞋——一双只值几十元钱，但比较新的皮鞋。他说，这件事更让他意识到，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多么重要。如果他们的素质不提高，怎么去教育孩子？孩子没受到良好的教育，就会继续形成恶性循环。所以，他更坚定地去走剩下的路。后来，筹到的书，他仔细地分成两类，一部分给农村中小学的孩子，一部分给当地农民。

　　知道吴老师的故事时，他还在成都募捐，联系采访时，他已经带着三千册书回到了老家巴中。他带我去看那些书。穿过很多条街道，爬了很长一段阶梯，绕过很多栋楼房，在一间别人暂时不用的库房里，终于见到了——它们被分类装在十多个编织袋里，沉默地等待接收它们的主人。而找到它们的主人也是项艰巨的任务，为这，吴老师已经在有关部门之间奔走了很多趟。这次，我再陪着他去找巴州区委宣传部的杨向明副部长，杨部长爽快地表态说，已经联系了柳林镇玉金村小学，周一就可以把书送过去。而且，近期还可以在城区几所中小学开展捐书活动，争取再收集一些书多建几个点。杨部长的话令吴老师很是欣慰。被推来推去冷处理的遭遇太多，能够得到这样的答复真是太幸运了。

　　出了宣传部大门，一辆车疾驰而来，而吴老师视而不见，直直地迎了上去，幸亏被我一把拉住。在我陪他奔走的短短两个小时，记不清这已是第几次出现险情。我问他，行动是如此的不方便，有没有想过找个人陪伴照顾？他淡然一笑说，两个人的生活固然美好，但是，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人，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过得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