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

　　钟祥财

　　差异和多样本来就是和谐的应有之义。“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在自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才能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知识资源

　　值得警惕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贪婪和追求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目标，学术成为某些人控制资源、攫取财富的幌子。

　　“资源导向”可以催生出为数众多的学官、学商，但要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很难。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主要导向。要重视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政府的资金投入、部门的科研考核要逐步提高对这类研究的重视程度

　　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文化宣传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

　　差异和多样本来就是和谐的应有之义。古希腊哲人有言：“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音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一。”中国古代先哲也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获得真正的繁荣，要发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作用，理应在坚持正确导向的前提下，提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温家宝总理在视察同济大学时说：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如果人人都把眼光盯住脚下，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多层次研究，多角度研究，多方法研究，多风格研究。理论创新孕育于好奇、不合常规和执著探索，常常与赶时髦和求名利无关，所以更有理由得到尊重和包容。在一个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仰望星空和皓首穷经的学者，政府决策和商家运作的智囊，享有同等的学术尊严和专业地位，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社会效益各有千秋，不可硬分高下。

　　应该看到，差异性和多样化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群体、利益追求、利益保护、利益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样化的格局。社会科学以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怎样反映多样化的利益格局？怎样把握文化需求的差异特点？怎样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安定进步的和谐统一？要回答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思维定势和行政化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明显落伍了。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在自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才能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撑和知识资源。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上海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标志是：一、思想氛围宽松了；二、经济状况优裕了。但要切实推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还有一个不断优化制度环境的任务，即努力构建真正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精神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谈到我国的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为什么我国出不了大师？我以为，就社会科学的管理而言，“量化考核”和“资源导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量化考核”确实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把它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指标，负面影响就明显了。而“资源导向”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资源导向”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获得高额经济报酬为主要取向。诚然，依靠杰出的研究能力，通过科学的努力探索，以社会承认的学术成果获得应得的经济报酬，这无可厚非，还应得到彰显。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贪婪和追求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目标，学术成为某些人控制资源、攫取财富的幌子。长此以往，理论研究的水平将下降，学术领域的风气将败坏。韩国出了个黄禹锡，中国的学术腐败也已成为人人侧目的社会公害。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优秀的成果却未同步增加，这些都和“资源导向”的日益强化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导向”不是坏事，有钱总比没钱好，也不能要求学者成为苦行僧。但强调过头，难免适得其反。“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潜规则，这不是社会科学的福音，而是悲哀，是斯文扫地。为了拿项目不惜在学术之外下功夫，不择手段地在所谓“重点期刊”上发文章，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其后果是科学的独立精神和创新活力被窒息。“资源导向”可以催生出为数众多的“学官”、“学商”，但要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很难。学者是在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主要导向，要重视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政府的资金投入、部门的科研考核要逐步提高对这类研究的重视程度。

　　毫无疑问，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行政主体模式的进步，在形式上也与国外的做法有某些接轨。问题在于，强调“量化考核”的同时，对学术研究内在规律的尊重不够，不利于理论探讨的可持续深入；“资源导向型”的蔓延，掩盖了“问题导向型”的重要性，影响了研究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在总体上，这两者都会导致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短期化、功利化，从而降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效益（学术的、社会的和经济的）。

　　此外，尽管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并没有硬性限制个体研究，但在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上却明显存在不公。从“真问题”出发的个体研究一旦取得成果，其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往往是那些应景之作无法企及的，这使多样化、个体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尤显必要。范文澜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成就传世之作的必由之路。但没有相应的制度激励，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毕竟凤毛麟角。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选拔干部问题时说：不能让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吃亏。这个原则也应当贯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中。

　　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制度进行若干调整和补充，如增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冷门学科研究的规章条文；在考核中对科研周期性给予适当考虑；尊重研究者的个体性工作；在成果评奖中放宽对申请作品的时间限度，让历史和实践显现学术成果的价值；逐步把科研投入的重点转移到后期资助上；加重对学术腐败的惩罚力度；将那些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的“不务正业”者驱逐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加强对掌握学术资源的部门和个人的监督和约束；等等。这些改进举措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和维护自然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鼓励和保障科研人员的自主选择权，协调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共享，切切实实地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作者为致公党中央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