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外逃手段隐蔽 熟悉外国法律有利于境外追贪

　　《瞭望》文章：境外追贪法制“接口”

　　追捕外逃贪官，必须下力气研究国外法律制度，使之与国内“追逃”手段对接，为我所用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郭奔胜傅丕毅

　　6月7日，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将从中国籍犯罪嫌疑人处没收的337万余澳元赃款移交给中国警方，这是35年来澳大利亚政府首次向中国移交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赃款，也是2006年两国签定《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之后，中澳开展追逃追赃合作的最新成果。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的专家指出，追回涉案款项，可以摧毁外逃贪官的生存基础，是我国拓宽“追逃”思路的新进展。专家同时表示，当前我国“追逃”贪官越来越依靠国际司法协作。而在各国法律制度不同的背景下，有关部门须主动研究、善于利用国外法律制度，积极建设追逃的“法制接口”，从研究国外法律体系入手，从广泛开展国际司法协作入手，加大力度，始终对在逃贪官保持强大震慑力，赢得主动局面。

　　不熟悉外国法律体系陷被动

　　日前，本刊记者采访有关部门专家时发现，在追逃赖昌星、高山等外逃犯罪案件上，我国在打击外逃犯罪嫌疑人时，出现了三个因不熟悉国外司法体系而引起误会，造成被动的现象。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介绍，这三个现象是：

　　一是对外表态的主体太多，有很大随意性。比如关于赖昌星是否适用死刑的问题，至少有4个部门在不同场合进行表态。而按照加拿大法律规定，只有检察官有资格对此进行表态。如果中国表态的角色不合适，实际效果上会造成对方的不信任感。

　　二是过多依赖国际刑警组织。现在我国通常做法是发现犯罪嫌疑人外逃，立即启动红色通缉令，发往国际刑警组织，把很大精力放在期待协助上。实际上，国际刑警组织是非官方组织，在一些国家，警察的权力十分有限，因此与犯罪嫌疑人逃往国的司法部门合作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三是证据意识比较薄弱。引渡犯罪嫌疑人，我方有义务提供详实的证据，而且证据的取得必须严密。但现在相关部门不太注意证据搜集，草率提供证据，而一些与我们开展合作的国家十分强调证据的正当性、严密性，这一反差对中方追逃贪官十分不利。有些犯罪嫌疑人就是因为我国有关部门不当提供证据，引起对方对我们的不信任而中断遣返工作。

　　除具体做法的不足外，我国的国际司法协作平台也还没有完全到位。

　　现有条约框架覆盖面不广。比如引渡条约，与我国缔结引渡条约的27个国家中大部分属于周边国家，中国与贪官外逃较为集中的美国、加拿大还处在开展谈判阶段，有待于更大的工作力度和开展更广泛的谈判。

　　对已经加入的条约、公约，协作机制方面的运用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比如2005年年底在我国正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还需要相关部门熟悉程序，加大协调力度，建立联合追逃机制。同时，公约的利用也要有针对性研究。比如中国与美国间没有引渡条约，但可以利用反腐败公约，而在加拿大就不行。

　　对国外法律的掌握和利用还不够娴熟。当前一些职能部门，对美国、加拿大和欧盟的法律研究不多，在不了解对方法律的情况下，难以开展类似引渡外逃贪官的司法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