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97香港，伤心的彭定康 中新社发 赵伟 摄
6月25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在牛津大学宣誓就任第294任校长。 中新社发 Ic/cnsphoto 摄
10年前的7月1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带着巨大的伤感离开香港。作为香港最后一任总督，他见证了昔日的大英帝国在香港的陨落。
彭定康
是一位极富争议的港督。任期内，他强行推行所谓的“政治改革”，妄图扰乱香港的平稳过渡。因此，在那时的中国人心中，他是“千古罪人”。
离任港督10年中，回到英国的彭定康几经角色变换。
其间，他曾主管欧盟外交事务，在欧洲政治舞台上翩翩起舞；他试图加强和中国的联系，并着力推动欧盟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10年后的今天，已经远离政治舞台的彭定康，当上了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校长，对他而言，学术和政治没有明显界限。而这时的彭定康又将如何评述自己走过的这段特殊经历？
6月15日，在英国伦敦，彭定康接受了本报特派英国记者的专访。
彭定康
1944年5月12日生于英国兰开夏郡波尔顿，1992年~1997年任第28任港督。2004年起，任牛津大学终身校长。
他最看重的职位是“香港总督”
在彭定康的40年政治生涯中，曾有许多光彩夺目的头衔：英国科学教育大臣、环境大臣、英国保守党主席、第28任港督、欧盟外交专员……如此种种，难以细数。
港督一职
是梅杰对彭定康的补偿？
2004年，竞选欧盟委员会主席失败后，60岁的彭定康挥别政坛，等待他的是英国最负盛名的牛津大学终身校长一职。
在彭定康本人看来，这些风光的履历中他最看重的是香港总督一职，“我在香港这个非凡的城市，与一些不同寻常的人一起共事过5年”，“有机会在40多岁50出头的时候管理一个亚洲大城市5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不过，即便如此，让彭定康倍感骄傲的港督一职却有瑕疵，有人说：港督一职是梅杰对彭定康的补偿。
彭定康
于1944年5月12日生于英国兰开夏郡波尔顿，他曾是牛津大学高才生，主修现代历史，1965年留学美国。
1974年，彭定康以30岁之龄，被委任为英国保守党研究部的主管，而后，1979年大选的不少竞选宣言，都是出自他的手笔。1990年11月，梅杰接替撒切尔夫人出任首相一职，梅杰与彭定康交情甚好，因此他上任后随即聘任彭定康为兰卡斯特公爵领地总裁兼保守党主席。在彭定康的筹划下，保守党得以在1992年英国大选中意外地胜出。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彭定康本人却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唐福·斯特击败，丧失了巴斯选区的下议院议席，由此退出了下议院。梅杰后来在自传中说，如果当年彭定康能保住议席的话，将有机会出任财相或外相。
多年后，彭定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仍认为那件事“很糟糕”。不过，出于对彭定康的补偿，在梅杰的安排下，彭定康在1992年7月9日正式出任第28任港督。
“自1987年以来，彭定康从未在任何选举中获胜而赢得公职。”美国一家媒体曾这样挖苦彭定康。
1992年，48岁的彭定康被派往香港担任末代总督。在香港的最后5年，彭定康多生事端，使原本能平稳过渡的香港陡生波折，当时即有人说，彭定康是英国政府派驻香港的“搅局者”。
这种“搅局”的做法受到强烈质疑，以至于他被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形容为“千古罪人”。
告别政坛
最关心怎样当好牛津校长
在历经40年起伏的政治生涯后，彭定康于2004年告别政坛。在享受准退休生活的同时，他最关心的也许就是怎样当好牛津大学的校长。
人物传奇
1992年7月，刚刚在大选中丢掉了英国下议院议席的彭定康无比失落。不过，作为对其在大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补偿，时任英国首相梅杰把香港总督的位子交给了他。我们的访问亦从此开始。
关于港督生涯：
我没有来香港“搅局”
记者：1992年，在你的筹划下，保守党在大选中意外胜出，你帮助梅杰当上了首相，但你却意外被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击败，丧失了下议院议席。后来你当上港督，有人说这是梅杰对你的一种补偿？
彭定康
：我不认为那是补偿。当时有些人，包括首相，都想让我参加补选，还有些人想让我进上议院，或担任内阁部长。但我并不感兴趣。后来又有两三个机会找上门来，其中一个就是港督一职，我当时立马就答应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一职位很重要，而且我也去过香港，想到要在香港生活我就满怀激动。
记者：你在任香港港督期间，起用华人出任要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彭定康
：我觉得给1997年后可能负责管理香港政府部门的人在1997年前就提供相关的工作经验极为重要，因为这样才可以确保香港政府内部顺利过渡。当时我手下有很多很优秀的英国官员，但是在大约一年到18个月内，除了司法部长之外，我基本上把他们全部调离，而委任一批年轻的香港公务员替代他们的职位，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工作水平一流。
记者：1995年9月你让库务司曾荫权接替麦高乐，成为首位华人财政司司长，你当时为何要重用曾荫权？
彭定康
：因为他很杰出，而且他曾经在几个难度很大的岗位上取得过优异成绩。我觉得他是那个职位的最佳人选。
记者：1992年10月，你上任不久便推行政改方案，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说，政改方案是英国政府看到了香港要回归才实施的，否则不会实施。还有人说，当时英国政府派你到香港就是来搅局的？
彭定康
：我不认同这些看法。香港当时非常稳定。如果香港人民有能力自己管理好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话，他们当然也就有能力参与政府事务。我认为，我在1992年提出的一些建议与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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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千古罪人”：
我被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
在香港的历任港督中，彭定康争议最大。上任伊始，彭定康就迫不及待地推出了所谓“政改方案”，这给香港的平稳过渡及回归后的顺利发展造成极大麻烦，他亦因此被批评为“千古罪人”。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在你与北京高官出现最为激烈的争论期间，你被许多人形容为“千古罪人”。你听到过这样的评价吗？你如何看待这样的评价？
彭定康：在我的从政生涯里，别人给我取了很多绰号或骂名。我们英语里有句话叫做“石块和砖头会把你骨头砸断，绰号却伤不到你”。我觉得政治就是这样。我发现在我担任外交事务专员以及之后的日子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就从未那样形容过我。
记者：你是香港最后一任总督，也是中国人心目中争议最大的港督，为什么会如此？
彭定康：可能他们也就仅仅知道我这个港督吧。我去中国的次数较多，每次在机场碰见中国人时，他们都非常激动地和我打招呼，要求和我合影。这种情况还不仅仅只发生在中国，在其他外国城市也是时有发生。
记者：你认为这些人都是喜欢你吗？
彭定康：这个问题本不应由我来回答的。但你一般应该不会想和一个怪兽合影吧。
记者：你怎样评价自己在香港工作的5年？
彭定康：称不称职真应该由其他人来评价的。但自从我离开香港后，香港经济一直相当繁荣，政治也很稳定。
关于回归：
香港回归10年非常成功
记者：1997年7月1日，你出席了香港回归交接仪式后，与家人一起陪同王储查尔斯乘坐皇家游艇离开香港。你当时心情如何？
彭定康：我觉得很伤感。有三个原因。第一，因为我即将告别我曾热爱过、愉快地度过了5年的那座城市，即将告别很多好友。第二，我即将告别曾经对我而言非常重要、让我激情澎湃的港督一职。第三，我很清楚那件事情的历史性质。出于以上所有原因，我觉得很伤感，并不是为香港感伤，而是因为要离开香港。
记者：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而伤感，而不是由于政治或其他原因？
彭定康：不是。完全是出于个人原因。香港无论如何都是要在1997年回归中国的，这一点一直就是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
记者：香港平稳过渡，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当时你离开时是否预见到会这样？你如何评价香港回归后的10年？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在回归后的10年里非常成功。香港成功地摆脱了两大严重的威胁。第一是非典。第二是亚洲金融危机。香港人民成功地克服了这两大困难。经济发展得也很好。“一国两制”成功地得到了实现。
记者：你曾经说过，你爱香港，你和你的家人在香港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5年。现在恰逢香港回归10周年，你对香港未来怎么看？
彭定康：我认为香港的未来是非常光明的。香港通过结合中国和西方的精华，能够继续成为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际化城市，一个世界的金融中心。
关于中国：
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有好处
记者：2002年，你作为欧盟外交官，重返中国访问，你的心情和其他人肯定不同？
彭定康：我自1997年以来多次访问过中国。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去北京与外交部长会谈。有时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比其他人稍微多一点。我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我想你也许知道，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对世界是有好处的，而不是一种威胁。
记者：2003年后你作为欧盟专员之一，负责对外关系。那个时候你也尝试着努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有人说你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
彭定康：我刚刚其实已说过了，中国的成功对其他国家是有益的，但是显然，世贸组织的条款还是要公平实施的。我还是完全赞成自由贸易继续进行的，我也完全赞成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要加强中国的参与。
记者：你离开香港后，也一直关注中国的问题。你为什么一直这么关注中国？
彭定康：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之一，可能是最古老的。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有18个世纪中国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只要中国人民更加幸福，全世界都必将随之更为幸福。如果中国失去了当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对其他国家都会造成负面影响。我还相信，世界上很多问题的解决都缺少不了中国和印度的参与。
记者：那你怎么看中英两国关系的未来？
彭定康：我认为两国关系的未来会很美好。中英两国有很密切的经济往来。我们也有密切的政治往来，虽然不是所有的都那么令人愉快，但是我们都能充分理解对方。我们都是令人自豪的文明古国。中国当然比英国大得多。我们必须在这个相互依存度日益加强的世界里需要维持更好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英国学生学习中文，因为我知道中国现在英文讲得好的大有人在。
关于牛津：
我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务
记者：2003年，你为何会当上牛津校长？
彭定康：通过选举，并且只要一当选便会终身就职。我的前任是欧洲委员会的主席罗伊·詹金斯。他的前任是曾担任过多年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选民都是牛津大学的在校学生。那次选举，我打败了最高法院的院长。我很高兴也很荣幸担任校长一职。
记者：以前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你更享受哪种？
彭定康：我觉得这个跟年龄有关。我现在在为某些活跃在政坛的人士代笔写稿。我曾是保守党的研究部主管，还曾是国会的成员之一，我也做过高级政务部长，之后当选为保守党主席，然后是香港总督，我还根据和平协议重组了北爱尔兰的警务，出任过5年的欧盟外交事务专员。所以我有很丰富的政治经验。但是我现在很高兴能多花时间在写作上面，很高兴能多参与学术事务。
记者：你与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生接触多吗？
彭定康：很多。牛津大学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大概拥有600名左右的中国学生。我定期会和学生团体交流，包括很多中国学生。我还定期参加中国新年的庆祝活动，和学校里的亚洲社团也谈过话，这个亚洲社团的大部分会员都是中国学生。我的讲座和研讨会也会有大量的中国学生参加。
记者：你觉得这些中国学生怎么样？
彭定康：我觉得他们很勤奋、很聪明。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对中国的未来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们还十分的友好。
关于个人：
我的生活真是过于忙碌了
记者：在联系采访的时候，我发现你的回信都简短、直接，就那么一两句，没有丝毫客套话，你的性格就是这样吗？
彭定康：不是的。当你们联系我时，是直接找到了我。我的大部分回信，都是我自己用一只手指在电脑上敲出来的，所以很简短。
记者：你能给我们简单描述一下你现在一天的生活吗？
彭定康：这个比较复杂，因为我同时在做很多事情。我每天花一些时间写作；我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处理牛津大学的事务；我还同时担任国际危机组织的主席，该组织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冲突预防组织。我还是两个慈善机构的主席，一个是加强国际青年联系的慈善机构，另一个是为烧伤外科手术和组织再生研究筹集资金的慈善机构。而且我还参与两三件商业性质的事务。我的生活真是过于忙碌了。我在伦敦和牛津都有住所，而且在法国也有房子，只是最近不常去。
记者：你去过广州吗？
彭定康：没有，奇怪的是，我去过中国很多其他地方，但却从没去过广州。只是在电视上见过，没有亲自去过。
记者：你想通过广州日报对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彭定康：我希望广州市民能认识到香港的成功。
我也希望广州能继续快速发展。
对话
彭定康印象
交谈中的彭定康干脆、爽朗，他的声音平和而富有磁性，说话的间隙偶尔流露出愉悦的微笑，那种笑声简短、低沉。
联系彭定康，最初是通过牛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那是今年5月，采访信件被递到了牛津大学彭定康的校长办公室。而那时，我们仍在国内。
牛津的学生说，彭很少在学校露面，中国的学生见到他的机会更少。遭婉拒的结果倒是意料之中，同事开玩笑说：“要是轻易地答应了你们，那他就不是彭定康了！”
不知何故，彭定康缺席了6月5日在伦敦举办的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的午餐会。那是一个级别甚高的聚会。在那里，我们见到了82岁的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一个前港督、三个前英国外相，却唯独不见彭定康。
或是机缘巧合，在香港同行的帮助下，我们弄到了彭定康的私人电子邮箱。采访邮件在6月5日当天直接“骚扰”到了彭定康本人。当晚，彭定康回了信，他的亲笔回信简洁得无以复加，“对不起，我已说得太多”。不过，这倒符合英国人对他的评价，“直接、率性”。或许事已至此，该当终结。
我们当时掌握的情况是，内地和香港的大小媒体都在联系他，希望他能就香港回归10年发表一些看法。只是，更多的人与我们一样不幸。在其后给彭定康的回信中，我们极具“挑衅”地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我们知道，你似乎很难再就香港回归问题发表任何看法，尽管这一切已成历史……我们在想，或许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去说明，这对你而言应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没想到的是，这封有些冒险的采访信收到了奇效。两天后，彭定康通过电子邮件回了一句话：“我可以给你20分钟。”依然十分的简洁、直接。这就是彭定康。（何涛、廖杰华）
来源：广州日报
转自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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