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评估要求繁杂造假频出 被指只是烧钱应取消

　　政府高校各负其责

　　翻检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可以看出与大规模造假的出现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教学效果”这个一级指标下的一条二级指标，“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

该项下有两个观测点（即三级指标），“选题的性质、难度、分量、综合训练等情况”和“论文或设计质量”，优秀的标准分别是“结合实际，全面反映培养目标要求”和“质量好”，与试卷相关的要求从未出现。

　　刘振天处长向记者证实，教育部并没有明确说一定要有3年内全部的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一点都不缺。他认为，评估专家在评估过程中要求比较严格，抽查被评学校的学生试卷、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并具体查看其质量，通过选题、指导、答辩、评语等来看学校的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情况，学校之间于是相互学习。至于应该如何判卷、如何加分核分、如何写评语等，教育部没有过细的要求，更没有具体统一的格式。

　　某大学的一个教师认为，出现造假的原因是教育部用一个方案去要求过去，高校只能通过造假才能使历史符合新出炉的标准。教育部的评估方案是2002年出台的，2003年就开始评估，早期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但2005年底，教育部将抽查过去3年历史材料调整为只抽查过去1年的，即2007年接受评估的高校，只会被抽查到2006年以来的材料，只要当时就按评估要求去做，就不会出现必须通过造假来应付的局面。

　　根据实际工作经验，周洪宇认为很多学校倾向于把责任轻易推给政府，一说没有标准，二说没有督促，有些学校的领导根本不了解文件，直到被主管部门批评或处罚的时候才一拍大腿，哎呀，还有这么个文件，我怎么都不知道。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不能简单听学校的一面之辞，这样会把问题简单化，把政府和学校的责任混在一起。

　　周洪宇认为，政府的问题是评估体系和方法是否科学，学校的问题是工作做没做到位。评估不是与高校办学自主性的对立，《高等教育法》规定了8项办学自主权，学校有权自主开设课程，但质量不能自己说了算。周洪宇对现行的评估体系提出批评，认为不能用一个尺子衡量所有人的身材，应该体现出分类和分层。

　　北京某高校的一个老师在谈到对以前的试卷进行检查时抱怨说，判卷子肯定会有错误，但总分没法改了，只能找可以修改得分的地方。认真批改试卷是教师的分内之事，“修饰”以往的试卷固然大可不必，谈起判卷错误又何须如此理直气壮？

　　问题出在哪？

　　一项初衷获得了广泛认可的政策为何会在执行中出现了如此多的偏差，以致于民怨沸腾？张录强也苦思不得其解，在电话另一端沉吟半晌后他说：“我觉得是人出了问题。”他认为，一个评估标准出来，如果大家都诚实对待，几乎所有的评估结果都会是正面的。可是执行标准的人出现了问题，就演变为把评估分解成具体指标、学校之间相互取经、学习怎么拉关系、怎么打点评估专家等情况。

　　在任何一个官僚体系中，都会出现政策的目标与结果偏离的现象，这种偏离在中国的体制下表现尤为明显。2007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严肃评估纪律进一步提高评估工作实效的通知》，对评估过程中逐步演化出来的繁文缛节进行了细致的限制，其中有“不为评估准备专场文艺演出”的规定。这表明，在评估期间搞文艺演出已经成了定式。

　　搞文艺演出在评估方案和所有跟评估有关的文件中都没有要求，最后却需要用一个正式的文件来约束，岂非怪事？搞晚会本来也进入了深圳大学迎评的日程，章必功校长说他在接到通知后大喜过望，立即指示停止晚会的准备，仅这一项，就至少节省了80万的开销。当评估结果可能与未来的诸多利益相关，而评估结论出自某一个部门的时候，被评估对象超出文件规定之外的种种“创新”之举就很可理解了。

　　一个个的细节问题逐步演化为“迎评促建”的主要内容，并且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湮没了评估的目标本身。就如李柳青老师所说，按规定，评副教授职称只需要3篇论文，但事实上谁也不会只拿出3篇来，而是互相比数量多少，质量倒成了其次。

　　评估中到处充斥着类似的事情，一名接待过评估专家的老师告诉记者，一名评估专家将胸卡落在房间，准备回去取，陪同的联络员立即拿出一个备用胸卡递过去，专家连夸工作做得周到。他说，如果这个经验传出去，接下来搞评估的学校说不定会做更多备用的。

　　在深圳大学评估专家组意见反馈大会上，杨叔子院士特别提到了章必功做校长报告时的PPT文件做得不错。这不能不让人疑问，接下来进行评估的院校是不是又会在PPT制作水平上展开一场比拼？

　　这就是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正反两面的效果交织在一起。主管部门对此的答复是，造假只是极个别现象，绝大部分是好的；而征求一些大学老师的看法，又会得到近乎彻底否定的评价。引用杨叔子院士在深圳大学最后讲的一段话，可能对认识本科评估和高校发展有帮助：

　　“有很多朋友到武汉去，我都劝他上一下黄鹤楼，去看看大江奔腾的雄伟气势。你要是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不对，在武汉不是大江东去，长江在武汉是正南正北，所以是大江北去。但大江东去是总的趋势，不可阻挡。大江东去中间，会有回流，会有曲折，会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甚至乌龟王八蛋一大堆，不足为奇。我们国家的建设、深圳的建设、深圳大学的建设，不会没有回流，不会没有曲折，不会没有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会有的。但毕竟大江东去，总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只是“总的潮流”能否论证“回流”与“曲折”的必然，谁来判断以及如何判断什么才是“总的潮流”，杨叔子院士并未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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