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组图)

　　写文／本报记者 黄勇 通讯员 胡胜友 摄影／本报记者 铁矛

　　1978年，88位少年带着“神童”的光环，来到了他们多数人还感到陌生的城市——安徽省合肥市。这些少年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最小的13岁，最大的也不过15岁。在中国科技大学校内，他们被统称为“78级首届”。

　　15岁从福州考进科大数学系的陈卿，现在的职责是管理今天的少年大学生，他们的小师弟、小师妹。

　　少年班当年的“奇闻轶事”至今还让陈卿和科大的老师津津乐道。当年最小的谢彦波只有13岁，在入学登记册上，不少人的标记是“团”，意为“团员”，只有他后面写着“少”，还是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谢彦波的岁数实在太小了，只能比别人多读一年基础课，同时也补补身体，学着做点生活自理的事。不过年龄小可不代表“乖巧”，进校没几天的一个夜晚，谢彦波睡到半夜两点钟，突然把几个同屋从睡梦中摇醒，非要侦察一下同屋皮洪的“皮”在夜晚的灯光下是不是真的是“红”的。

　　2005年，距1978年入学“万日”之后，同学们第一次重聚，到场的有40多人。他们大多生于1963年，虽然人到中年，骨子里还是很单纯、很阳光，喜欢直抒胸臆，但又很低调、不张扬……当然也有“怪”人，有的同学会突然一两年不和任何同学联系。

　　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在首届少年班学生中，当年曝光较多的两三个人后来的“平庸化”，曾经成为一个时期少年班受到“拔苗助长”诟病的“最有力证据”。从最新的统计材料看，“小时一般，日后发达”的例子确是很多。而张亚勤（微软全球副总裁）、郭元林（清华紫光副总裁）、姚新（英国伯明翰大学讲席教授）、秦禄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世界著名纳米专家）、谢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23岁时成为该国最年轻博士）、翁征宇（清华大学第一个杨振宁讲座教授）、高峰（德意志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周轶峰、王永、胡天跃……这些今天令人瞩目的名字，当年的曝光度都不高。

　　微软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当年是从山西考来的。因为喜爱吃醋，他和乡党郭元林经常成为大家取笑的对象。老师们清楚地记得，张亚勤头两年学得很吃力，成绩也一般，说严重点就是班上的“困难户”。但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关键时候能顶住”。熬过两年艰难的适应期后，张亚勤开始一飞冲天。

　　今天，在一些世界闻名的大公司内，你会发现几十位科大少年班毕业生在其中占据着“金领”的位置。美国华尔街有些猎头公司，就是做科大毕业生的“生意”的，78级首届88名同学的绝大多数，都曾是他们相中的“猎物”。

　　细数当年的88人，目前已有70人获得博士学位，其中52位是“洋博士”，在国外定居的64人。有人对这一数字啧啧称道时，陈卿却理智地说，和后来者相比，这个比例并不高，现在博士的比例几乎是100％，只不过一半是国内的博士。但是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国内研究生教育还几乎是一张白纸，他们读研的条件远不像现在这样优越。

　　从当年的“光环”到后来的一度“灰暗”，给这些最早吃螃蟹者对人生、对教育的意义，对天才与人才的异同等问题留出了巨大的思考的空间。直到今天，他们中的很多人，一面为自己的“神童”经历自豪，一面又觉得自己与人生理想的彼岸其实还相距甚远。尽管在别人眼中，他们已功成名就，但很多人的共同感觉是，才智在他们后来的成长经历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重要，人生的磨炼和感悟才是他们这些年最大的收获。

少年班学生叶钢。

少年班学生董瑞凌。

少年班学生沈宇。

　　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刘丽、江凤、牧青、刘剑岚（从左至右）。少年班学生陈师从、施林、宁铂（从左至右）。

少年班学生李平、梁中杰、张保国（从左至右）。

蒙古族新生苏海给同学介绍蒙古族风俗习惯。

新生上大课。

一青年教师给新生讲课。

2007年6月，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学生在上课。徐旻昊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