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钟渭成为艾滋告知人六年 严守保密原则(图)

“咨询室”通常就是告知艾滋病检测阳性结果的地点。咨询室相对独立，关起门来，基本不受外界干扰，外面也听不到里面说话，方便保护当事人隐私。

　　艾滋告知人的职业道德与伦理冲突

　　感染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吸毒的，我该不该举报？”他承认，尽管这些年他一直信守保密原则，但在心里，他时不时会反问一下自己。职业原则、良知、责任心……种种因素纠结在一起，往往会令他矛盾不已，难以释怀。

　　特约记者 金立鹏 浙江杭州报道 韦蓝 摄

　　当艾滋病在全球蔓延时，一个新的防治体系也在形成。2000年始，包括浙江在内的省份，首先推行艾滋告知制度；2007年3月，告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配偶或监护人。因告知而出现的困惑和新的问题，亦随之而来。保密与举报，职业道德与伦理冲突，无奈与快乐……他们要面对的，绝不仅仅是被告知者，还包括与自己的斗争。

　　门开了。

　　徐钟渭打量着门后那位年轻人，后者正一脸疑惑地看着他们。显然，他完全记不起来眼前这两位拎着水果篮来看望自己的“朋友”，曾在何时何地见过。

　　事实上，他们的确素不相识。因此，在5月20日这个星期天的中午时分，当两位来自浙江萧山疾病控制中心的医务工作者亮明身份时，空气中不免有了一丝紧张和不安。

　　是间农民房。徐钟渭和同事走进屋子，屋内不见有其他动静。徐钟渭有些庆幸：看来，这间屋的女主人和孩子，此刻都不在家。他决定直接说明来意，以防有人闯进来误了事。

　　“十分遗憾，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你已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落座后，徐钟渭径直说道。

　　他一边将化验单交到对方手中，一边观察着他的反应。从2000年开始，他已经有26次在不同人面前说出这句话，也算经历过各种场面了，但是每一次，他都依然无法判断，当被告知时，感染艾滋病的人会出现怎样的情绪反应。

　　果然，眼前这位感染者半天没回过神来。几天前，他刚刚病愈出院，却料不到不速之客又带来了这样一个坏消息。在接下来的流行病学调查中，他明显心不在焉了。

　　临出门的时候，徐钟渭照例给了这位年轻人一张名片，上面印着他的手机号码和其他联系方式。除了艾滋病患者或感染者以外，他只与同行交换名片。

　　“艾滋病不是绝症。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的！”当最后握手和感染者告别时，徐钟渭感到对方的手有些微微抖动，并且——很凉。

　　徐钟渭的心情有些微妙。这一天过后，他掌握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就又多了一个，那同时意味着，他多了一个需要保守的秘密，一个家庭即将掀起波浪。结果殊难意料，而他，对此深感无奈。

　　一位艾滋携带者之死

　　徐钟渭成为“艾滋告知人”已有6年。艾滋告知虽然只是他的部分工作，却是他最为看重的角色。

　　而他成为艾滋告知人，实属偶然。

　　2000年10月，萧山检测出第一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那天正好轮到他值班，于是理所当然地被拉去告知。当时，浙江省已经开始了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并在确诊后告知感染者结果。

　　那一天，40岁的郑冲(化名)站在了年纪稍大于他的徐钟渭面前。徐钟谓说，和郑冲一样毫无心理准备的他稍微犹豫了一下，随即紧紧握住对方的手。落座后，他讲出了此后重复了无数次的话：“十分遗憾，根据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确证实验室的检测结果，你已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徐钟渭记得当时郑冲一脸茫然，显然这位河南籍中年人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很多年后，当博客在中国流行开来的时候，徐钟渭在自己的博客中记录下了与郑冲接触的经过：

　　当我告诉他已经被确诊后，从郑冲狐疑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他对艾滋病的知识知之甚少。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我对他的情况有了大概的了解：河南省某县人，今年40岁，十多年前曾在家乡多次有偿供血(卖血)。

　　三年前来萧山打工，其间有婚外性行为史。老家还有妻子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我告诉郑冲，初步判断，他感染上艾滋病的原因，最大可能是在卖血时针具不洁造成污染引起的。

　　随后，我向他讲解了艾滋病的一些基本常识，同时要求他一定要做到：夫妻间性生活一定要正确使用安全套；不能和其他人发生不安全性行为，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动员妻子到我单位或在家乡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几个孩子也最好去当地做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

　　最后，我郑重地告诉他，今天我们谈话中涉及到他个人隐私的内容，包括他的姓名、地址等等，我会替他严格保密。他目前还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完全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如果有什么不明白或者需要我帮助的，可以随时和我联系。

　　徐钟渭把郑冲比喻成《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王启明。“在他们老家，像他这样能出来打工的，也算是精英人物，虽然在萧山，他也许会像王启明刚到纽约时一样，连份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

　　刚得知结果时，郑冲的情绪并不稳定。他恐惧、焦躁，特别是当妻儿皆受到感染后，一度崩溃，而抑郁症几乎一直伴随着他。但在徐钟渭的安慰下，郑冲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

　　不过，令徐钟渭意想不到的是，就是郑冲，他的第一个病例，也成为他遇到的第一个因艾滋病而自杀者。一直到死后半年，徐钟渭才从郑冲兄弟的口中得知噩耗。

　　2003年下半年，郑冲的身体慢慢变差，他最后一次到萧山疾控中心，告诉徐钟渭，他要走了，要回老家去。

　　徐钟渭最后一次安慰他，为他配好药物，然后按照有关程序整理了郑冲的病历档案。“病人在离开我的区域后，相关病历档案一般会通过各级疾病控制中心移交给迁移地的疾病控制中心。”

　　郑冲的档案甚至比其本人更先抵达老家。

　　接下去的事是郑冲的兄弟向徐钟渭描述的。当地疾病控制中心的人迅速抵达了那个小山村，进行了不加掩饰的调查。

　　回家后不久，郑冲在家中自杀身亡。

　　“虽然我一点没做错，但至今依然觉得欠了他一笔债，欠了他那也已经感染了、饱受歧视的妻子和子女一笔永远难以还清的债！”徐钟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