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十年：“悲喜交集”

　　香港力量

　　■实习生 李鹏

　　香港十年，“悲喜交集”。（香港特首曾荫权6月18日《香港家书》语）

　　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经济体，香港始终是一种力量和象征。1997年之后，香港经济面临这样的“十年难题”：在“一国”与“两制”下，香港与中国内地如何更加紧密发展彼此关系？香港如何全面“回归”？香港如何“回归香港”？答案有千万种，区域经济合作应是一种。

　　“十年难题”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内地和香港就在极短时间内形成了紧密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1985年，香港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外资来源以及主要的投资者。（港英政府《1985年香港年度报告》）历史实践证明，香港的放射性经济辐射功能直接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试验探索；区域经济合作的已有成果是香港顺利回归的基础条件之一。

　　回归十年的香港经济史开始于1997年7月2日。香港正式回归祖国第二日，泰铢受国际对冲基金狙击而大幅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并迅即蔓延。

　　1997年10月下旬，国际对冲基金进入香港股市，重击下港股崩盘，恒生指数暴跌，香港已处于亚洲金融危机阴霾下。不久，楼价、物价、工资等市场相对价格猛跌，市场需求受大挫，多数资产转为负资产，香港进入6年通缩期。紧随其后的禽流感疫情（1997年、2003年）、SARS疫情（2003年）导致香港经济景气指数长期低回。重创之下，香港的GDP由1997年的实际增长5．1％逆转至1998年的－5．5％，创历史新低。此后6年间，除2000年，其他5年的GDP名义增长率均为负数。

　　向国内还是向国际寻求经济复苏新契机？“十年难题”更让香港困惑。时任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的陈方安生女士认为，在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时，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不能太密切，否则较容易被内地影响，难以保持“一国两制”；如果没有了“一国两制”，香港的优势也就难以保持，因此她特别强调香港要面向国际，而不是面向内地，“国际化”是当届政府的施政纲领。

　　再造香港

　　“香港将会有十年以上的不景，而这不景是与九七回归无关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曾于1996年末、1997年初两次如此公开表示。不幸言中后，张五常在2002年10月中旬、香港经济痛悲中就此补充，“经济下降从来不是直线下降的”。（张五常《请挽狂澜于既倒——致董建华先生》）此言一年后再次应验。

　　2003年6月29日，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在港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烠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简称CEPA�牎Ｕ馐窍愀壅�府2001年申请的“香港与内地自由贸易区计划”的成果。这一计划的力主者是现任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时任政务司司长曾荫权。香港特区政府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已经发生转变。

　　CEPA下，首批100余种香港原产地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内地，以贸易立港的香港更加便捷地连通起中国内地市场。2003年7月，内地部分地区居民以个人游即“自由行”方式赴香港旅游又获开放。低迷的香港经济被注入一剂强心针。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数据，2004年GDP实际增长8．6％，由此从负转正，并进入高位增长期，至今欣欣向荣。

　　改革开放以来占尽毗邻香港这一“地利”的广东省，成为CEPA下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先锋。深港西部通道、广深港高速铁路“加速前期准备工程”，这将直接打造粤港间更快速的通道。搁置良久的南沙开发计划、港珠澳大桥工程计划都开始土建或投资，粤港区域经济合作的直接辐射区域由此纵深至粤西、粤北。2002年7月，香港特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成立，专司“香港与广东经济合作”、“加强粤港间经贸联系”。

　　2006年3月，中国政府“十一五规划”报告中指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首次列入国家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其经济发展模式获得中央政府肯定。

　　迄今为止，香港特区仍是全球最重要金融中心之一，紧随纽约、伦敦之后，优于东京、上海。香港的优良海港、八达区位保持了其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它仍是亚洲连通全球的最重要通道和平台之一。同时，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仍以千亿计，源源不断；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贸易合作位列欧盟、美国、日本和东盟之后，稳居第五——并未像外界担忧的那样，香港对内地的投资与贸易地位会急剧下降。

　　香港力量

　　这些统计数据赖以维持的香港本土优势在十年间是稳步向前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已连续13年把香港特区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香港特区在十项评分领域中，有七项得分领先，包括财政、货币、投资、金融和劳工等自由度。以“软实力”为核心的香港力量始终坚挺。

　　尽管张五常、丁学良等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传统基金会信奉保守主义，对“自由市场”的理解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关于香港特区，美国传统基金会的如下判断已是各界共识：香港特区政府对金融服务业的监管干预程度低，且监管制度极具透明度；香港特区司法制度独立且十分廉洁，保障产权的能力持久强劲；香港特区的个人入息税及公司利得税税率极低，整体征税占本地生产总值的百分率亦相对较低，“简单税制”、“低税率”的自由市场经济特色即使在600亿政府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都没有丝毫动摇；香港的商业管制精简化，劳工市场高度灵活，对在港的投资十分开放，基本上对外资并无限制。

　　“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香港之所以成为香港的制度基础。在《基本法》的框架下，香港保持了完整的法制体系和司法体系，延续了稳定的法治环境。十年间，立法权、司法权、终审权运作良好。完善的法治环境为市场主体提供了基础的明晰产权和可供依循的交易规则，因此给他们创造了极大的自由空间。“香港的法律执行，对商业合约的保障比国内的远为有效，起码目前如是。这样，内商与外商的买卖成交，以香港为中心可以说是购买我们的法律服务。”不仅张五常先生，各界对香港法治环境都信心十足。

　　“金融是强中之强”。香港汇聚的银行家、会计师、律师、基金经理等各类金融专业人士让全球特别是中国内地看到，香港金融业的业态特征已进入“专业服务业”阶段。2004年2月，CEPA项下的扩大人民币在港业务措施开始推行。2006年，中国内地企业赴港上市形成第二波高潮，港股总市值突破15万亿港币，香港紧随伦敦成为全球金融市场IPO融资亚军，成为中国最大资本市场。从此，“中国金融市场风向看香港”。

　　对此，张五常先生认为，即使中国内地金融业完全放开，香港仍然可以“稍胜”于上海，并将保持此种优势“五至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