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强调公民意识 自由市场和法治是成功核心

喊来警察帮忙按下快门，“自由行”为香港带来人潮和财源。

客机准备降落香港国际机场。无论是“出入”还是“入出”，都已不费多少周折。

　　时间是最好的证人

　　第一步常常不确定，却往往决定未来的路径。

　　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都市的成功，建基于自由市场和法治社会两块基石。这两块基石是香港经验的核心，是香港最重要的传统。香港回归后的头一个十年，经受了各种各样的危机，无不是对香港这一核心价值和传统的考验。其中的得失，决定了这十年的分量。

　　金融危机、楼市崩盘、SARS、CEPA、特首选举、人大释法和政制讨论……过去十年里，这些经历将有关“一国两制”和“五十年不变”的历史叙事，锻造成港人切身可感的个人经验，从此决定了他们的归属、认同和愿景。

　　香港回归的第一个十年过去之后，我们可以期许，此后四个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不管世事如何变化，香港都要保持它的基石“不变”，巩固它的核心价值“不变”。

　　许多明星演唱了香港回归十年的主题曲：“人人能力大小也力拼，任谁流下血汗，就是个精英”，这首励志的歌曲鼓励人们不管“盛夏冷冬各种天气，不舍不弃”，才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可能。

　　时间仍将是最好的证人。（汪 伟）

　　麦兜们的“香港生存”

　　香港人的坚韧与执著、乐观与勤奋，特别是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认同与热爱，都是这个拥有小猪麦兜、拥有公民意识的城市吸引我继续驻足的动力。

　　撰稿／严 飞

　　我对于香港的感情，虽然不算长久，但却十分深厚。

　　2002年的暑假，我第一次来到香港，在总部位于湾仔的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进行短期的实习。

　　在此之前，我对于香港的全部印象，皆来自于2001年圣诞期间上映的一部动画片《麦兜故事》。在这部充满香港本土风情的电影中，并没有任何绚烂的景色、璀璨的繁荣，而是旺角、深水埗那种小市民大排档，鸽笼高楼满街招贴，最家常琐碎而又混乱逼仄的市井生活。

　　我以旁观者的姿态快乐地看完电影，羡慕着里面憨厚可爱的粉红小猪麦兜，他虽然资质平平且机灵不足，但却单纯而乐观；他的生活虽然充满挫折，但却有一个坚强的母亲麦太，时刻鼓励着他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执著前进。

　　然而，直到我真正身处香港，和每一个平凡的香港人一起穿梭于香港的街道、地铁，中午以最快的速度在茶餐厅吃一碗车仔面，晚上再捱更抵夜地加班工作之后，我才发现，我对于香港的印象是错误的，我看到麦兜后的快乐也是错误的。

　　当麦兜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变身成为负资产，悠悠地说出“垃圾股果然会让人跌到跳楼”时；当麦兜受到香港帆船运动员李丽珊获得奥运金牌的感召，亲赴长洲拜师学习帆船技术，站在船头上迎风高呼“香港运动员不是腊鸭（垃圾）！”时，我只是粲然一笑，却没有读懂香港人在大时代面前，笑中带泪的艰辛和奋争。

　　在香港，每一份快乐后面都隐含着艰难和付出。

　　在2002年的实习期间，我参观了位于湾仔的职业训练局，位于黄大仙的新来港人士服务中心，以及一系列社会工作福利机构。在职业训练局，登记寻工的人们将贴满招聘信息的告示栏围得水泄不通，而上面所提供的职位，仅仅是每月7000港币左右的雇佣合同工，工种多集中在保洁、保安、物管、销售等领域。有些全职的工作，薪水更是低到四五千港币一个月，而这一水平，在香港只能勉强应付高昂的房租、交通费和伙食费，再加之合约工又很少提供医疗保障，或是划定严格的范围，只提供额度极小的疾病保障，所以生活都会极为艰辛，并且还得保证连续工作不得生病。

　　即便如此，依旧有络绎不绝的人前来应聘这些职位，其中还包括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我重温了一遍《麦兜故事》。

　　这个出生于九龙大角咀一户单亲家庭，小时候曾有过豪气梦想，长大后在酸楚现实面前挣扎的普通小猪，已经成为引导香港人寻找本土价值、共同寄托的符号。每一个香港人，就像阿中一样，在麦兜面前，有着说不尽的感慨，感慨年华易逝，感慨世事难料。难怪曾在香港本土的一次“香港生存的十个理由”调查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香港人有成人的童话——麦兜故事。

　　凤凰涅槃

　　2005年，我加入香港城市大学，正式开始在香港的全职工作生活。

　　这个时候的香港，已渐渐走出凄迷。大街闹市中，重又挤满了消费意欲高涨的人群，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一掷千金，大吃每盘价格110美元的日本神户牛肉，畅饮每瓶价格600美元的法国波尔多葡萄酒；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的大小商铺，处处可见提着大包小包的自由行游客，他们聚集在LV、Prada、Gucci等奢侈品店前，排着长队等候入场；酒楼茶餐厅里也人声鼎沸，过去找不着食客冷冷清清的惨淡景象，悄然中已经成为了历史；每晚8点整，维港两岸如星光闪烁般耀眼的“幻彩咏香江”，仿佛将人一次次拉身于嘉年华的狂欢之中。

　　经济指标上，香港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2004年至2006年分别达到15102亿港元，16235亿港元，17343亿港元，年增长率分别为8．6％，7．5％，6．8％；失业率也从2003年8．6％的最高位回落至2007年2月底的4．3％，是自1998年年中以来的最低水平；被视为香港经济晴雨表的恒生指数更是冲破2万点大关，带动着楼市一起飞速上扬。

　　2005年10月，维多利亚湾附近一座4620平方英尺的高层豪华公寓以1670万美元的高价售出，相当于每平方英尺售价3615美元（每平方米4万美元），超过了1997年香港楼市中每平方英尺3000美元的最高单价。短短半年后，这一纪录又被打破，九龙岛的“凯旋门”以2130万美元成交，单价为每平方英尺3979美元。

　　经济好转，世道畅旺，我与旧同事阿中相见。2006年的春节，我们一起站在金钟的长廊上，看着打鼓吆喝的花车和舞狮队热热闹闹地巡游经过。从香港国际社会服务社离职后开了自己公司的阿中，用非常娴熟的普通话与我分享他的体验：“香港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经济衰退期。香港人对过往岁月，有过失望，也有过徘徊，但从来没有放弃追寻成功的信念与希望。”

　　阿中的生意散布在珠三角几个主要的大城市里，200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实施的《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直接成为他北望神州的动因。

　　公民运动

　　这两年在香港的工作和生活，带给我的最大感受，或者说香港的最大变化，除了经济上的强劲复苏与活力再现之外，就是香港人对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议题，开始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见。不少香港人觉得自己在社会事务上不单有发言权，还应有决定权，他们积极参与到有关集体记忆、文化保育、创意艺术、社区重建等本土公民运动之中。

　　2006年11月11日午夜12点，我和许多香港人一起，伫立在位于香港中环的天星码头边，看着这座已经运营长达48年历史的码头，熄灭最后一束航道灯光。

　　一旁的香港本土乐队在不停歇地用英文唱着不知名的歌曲，重复着“is there no other way”（难道没有其他的可能）这句歌词。伤感与哀叹之下，无数的闪光灯闪烁不止，将码头的最后一晚照得分外明亮。

　　天星码头之于香港，相当于胡同对于北京的意义。在没有地铁的旧时香港，天星码头作为联系港岛和九龙的唯一纽带，记载了无数香港人的人生历程：有些人读中学第一次到大会堂参加朗诵比赛，有些人第一份工作坐船去中环上班，都以它为“纪念碑”。

　　12月12日，拆卸工作依照计划如期开始。同日，一部分香港团体和市民高举着“保存集体回忆”的标语牌，来到天星码头的现场，呼吁政府重视对承载香港故事之公共空间的保育，以保存香港人共同的记忆。

　　这个时候，天星码头的运输功用已经退去，而情感功用却不断生发，码头成为了香港民间自发举行艺术、学术、文化等公民活动的场所。在这里，香港人将自己对香港这片土地和历史的热爱，转化为音乐、诗歌、集会和辩论。斑驳的木椅与栏杆，古老的楼梯与告示牌，还有一张张香港人鲜活的面孔，都凝结成香港人集体记忆中无法磨灭的珍贵画面。

　　更多的香港人则通过网络、博客等媒介抒发自己对天星码头消失的惋惜。一位香港人撰文说，“香港人不愿意告别皇后码头的牌匾、天星码头的钟鸣、电车的叮当、莲香楼的早茶、文武庙的香火……因为这些是香港的历史见证，也是生活的记忆。看到这些，他们可能会想到自己的第一份工，第一次加人工，第一次拍拖。”

　　2007年1月8日，香港政府推出了改革保护具历史价值建筑物的新政策，首次公布496个被评定为具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物，就保存方案咨询市民，同时改组扩大古物咨询委员会的代表性，承诺加入“集体回忆”元素，作为评定须保护建筑物的准则。

　　香港回归整十年，香港人的坚韧与执著、乐观与勤奋，特别是对本土生活经验的认同与热爱，都是这个拥有小猪麦兜、拥有公民意识的城市吸引我继续驻足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