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恩威:这十年对我对香港都很重要 |
这十年对我对香港都很重要
主持人:香港回归十年,这十年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回归十年,它可能有一些影射到每个人身上的变化,我想听听您这十年在做些什么?
胡恩威:这十年,刚才说香港回归那几本书,还有办了一个杂志叫《E+E》,我们跟几个文化还有社会上关注公益教育的,我们办了一个高中,是创意书院,这里是基本的艺术和文化的特色,因为很多学校都没有教,我们增加的跟几个有关的。
主持人:内地的普通观众更多认识您是从那场话剧《半生缘》,在北京演出时很盛况,那段时间很多媒体很多人都在谈论《半生缘》话剧,这是您第一次与内地文化人的合作?
胡恩威:之前也有很多,不过是地下。我们跟国内之前有很多交流,但是每次大家比较多人指导的。话剧对创作人来说是一个挑战,怎么去找一个题材。比如我看到《黄金甲》,看了《夜宴》,看了之后很不舒服,因为看了之后,感觉找不到一个平衡点。因为你做一个创作,一定有一个情感跟观众分享,尤其你做一个有故事性的电视,比如你看《走向共和》,你会觉得有感动,你觉得创作人有一个想法想表达出来,你同意不同意,他有一个感动,至少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的观点说出来。但是你看《黄金甲》,还有最近的一些电影,他们没有想法,也不是很懂去做。你就觉得看着很不舒服,尤其是《黄金甲》,那个剧本,你说《雷雨》的概念,你说了很多话,你觉得这个戏是一个戏吗,他们还说黑泽明怎么影响我,你看黑泽明拍每部电影都有想法,对日本的社会很关心的,对社会的议题很关心的,有看法,有批判性的,不像他们。
在唐人街的餐馆做菜,要想象老外喜欢吃什么,就做什么,电影不是想象出来的,做了一个很不好的示范,因为电影很重要的艺术媒体,没有让大家想一些。你看《疯狂的石头》这么受欢迎,它是跟生活有关,跟大陆的生活状态有关,所以你看的时候觉得很过瘾,有一种共鸣在里面。但是你看另外这些大片,拍给谁看的,你都觉得有一点奇怪,他说的大场面,也拍得不好,你说故事也不好,他是受香港不好电影的影响。
主持人:大陆的导演可能也存在一种迷失的情况。
胡恩威:很严重,一种是拿奖,你拍电影,你自己是控制不了的,都是命运安排的,当时陈凯歌和张艺谋拿到奖,是命运安排,是生活对了时间,跟大陆的政治状况还有他们片子的本质。有很多事,有很多条,有很多钱在里面。你看到日本的导演很多是拍给日本人看的,50年代、60年代,有几个导演,他们都是拍给日本看的,他们都是讲关于日本人的故事,这些片,现在看觉得很感动。现在很多大陆导演拍的不是拍给谁看的,比如说王家卫拿到奖了,模仿类似的片子,或者找欧洲的艺术片模仿一下,拍一下,把大陆的故事套进去。所以拍的东西没有力量。
中间谈文化产业,说编剧,剧场跟电影的关系很重要的。在美国好莱坞也是,因为他们很多做编剧,做演员,都是跟百老汇,跟戏剧有关系的,还有电视有一种互动。所以他们比较有活力,常常有新的想法,你看美国的电视剧,几年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出来,因为他们有这种互动在里面。香港为什么没有人才,我们十几年之前没有培养人才的条件。以前有,70年代拍试验电影,6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电影文化很开放,很多电视台很开放,拍纪录片。现在没有培养人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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