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树
中医看病讲究医脉，风水先生看地讲究龙脉，商家经营讲究人脉，文化人考察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讲究文脉。到底什么叫文脉？“文脉是指一个地域的地理背景，包括自然地理条件、文化氛围和文化脉承，以及社会人文背景。
两江城——西登岭——相思埭
从桂林乘车沿机场高速公路西去，约30公里，便到了临桂县两江镇。说两江镇是桂林西部重镇并不为过。她不但有著名的现代化航空港——两江国际机场，还有国保级的文物单位——民国代总统李宗仁先生的故居。然而，这不过是发生在现当代的事。其实，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两江城就已是桂林西部的文化中心，当时有名的桂州书院就设在这里。古时的两江城街市繁华，坐落在凤凰山前头，城东有座形状如犀牛望月的巨石，城西有座俊秀的笔架山，城南有块酷似双狮的巨石，城北则有相连的九座势如奔马的山岭沿着义江河一路向前飞奔，两江城的山川气势雄伟，人文底蕴雄厚。
宋朝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农历九月初三夜晚，银钩般的新月升上两江城头，满天星星亮得耀眼。一名新科举人极为兴奋地登上两江城头，遍观两江周围的雄伟景观气势，激动地吟出一首传之后世的诗——《九月初三日登两江城观新月口占》：
两江城踞凤凰头，街市繁华一水悠。
东去犀牛望明月，西来铁笔写春秋。
北驱九岭如奔马，南舞双狮滚绣球。
更得三星齐拱照，登临欲上揽银钩。
这位登上两江城头激情吟诗的新科举人，便是永福籍的举子王世则，他刚刚在两江贡院的乡试中考中头名举人。王世则吟遍两江雄浑的山川气势之后，一抬头，看见天上的福星、禄星、寿星三颗吉祥大星亮得耀眼，令他振奋得欲登临天宇去揽下那如银钩的新月！四年后——宋朝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王世则赴京参加殿试，考中状元。宋太宗特地为王世则举行“琼林宴”庆贺，开创了古代帝王为新科状元设宴庆贺的先例。
永福县苏桥镇的西登岭上，也有一处三星拱月的奇观。在西登岭龙口庵后100多米处，有一眼长年不涸的山泉，名叫“龙口含珠”。传说每隔几年的八月十五夜，又圆又大的月亮高高悬在天上，福星、禄星、寿星三颗大星伴随在月亮身旁。当月亮和福、禄、寿三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同时映入“龙口含珠”的泉水中时，就形成三星拱月的奇观，泉水立刻如沸腾一般奔涌起来，而映入泉水中的月亮和福、禄、寿三星的影像竟然纹丝不动。能看到此奇观的人，可添福、添禄、添寿。
横亘在临桂县和永福县境内的古桂柳运河——相思埭，像一条巨大的动脉，沟通漓江和柳江水系。《新唐书·地理志》对此有记载：“临桂县有相思埭，长寿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之东西流。”相思埭修通以前，从桂林到柳州坐船须由漓江经梧州再溯西江上桂平，再北上黔江，航路艰险。唐王朝为了加强对岭南的统治经略两粤，决定修凿相思埭。传说那主持修凿运河的官员，按照福、禄、寿三星布局，苦心经营。他把运河的中心起点选择在临桂县会仙境内的滚子岭东南作为分水塘，这个分水塘是筑相思埭，堵相思江水形成的。分水塘面积有30亩，地势高耸，分水东西流，有福星高照之意。分水塘曾有古庙一座，供奉福神，香火不断，如今已毁。运河的东西两端形成“禄”、“寿”二星拱照，颇有经天纬地之势。运河开通，从桂林坐船到柳州的航程由1000多里缩短为300多里。相思埭由雁山区的良丰经临桂县的会仙镇进入永福县罗锦镇，由苏桥镇汇入洛清江主干大溪河经大湾沟通柳江。传说运河修通之时，恰值武则天当政，武则天闻报大喜，便将她当政的年号改为“长寿”（公元692年）。照武则天的意思，她既贵为当朝女皇，已经洪福齐天，禄运到顶，所缺的就是绵长无限的寿运了，所以她要把自己当政的年号改为长寿。相思埭是我国历史上保留至今少有的古运河之一，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治河的不朽功绩。这条运河曾对我国南疆，特别是对广西的开发和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是广西著名的历史文物之一，与兴安的灵渠相对应。
相思埭运河不但是沟通漓江、柳江水系的航运工程，民间传说它还是一条贯通临桂、永福的巨大文脉。相思埭运河修通后，临桂县在唐代先后出了两名状元。他们是广西历史上第一位状元赵观文和唐代著名诗人裴说。接下来在宋代，永福县出了文武两位状元王世则和李珙。
凤巢山——丹砂井——百寿图
凤巢山，又称凤山，位于永福县城中心。山上古木参天，苍翠葱茏，相传在隋朝大业年间（公元606-611）有一对美丽的凤凰筑巢栖息在山中的梧桐树上，因此得名凤巢山。正所谓“地以文显，景以文著”，凤巢山是北宋太平兴国八年永福籍状元王世则的读书处，现在山上还有状元岩遗址。凤巢山又是北宋大观元年（公元1106年）永福籍武状元李珙的习武之处。山顶上的那个高87厘米，宽78厘米的掌书石刻的巨大“福”字，相传就是武状元李珙用手掌所书。凤巢山和山中的“福”字石刻，多年来形成的福星文化，成为人们祈福迎祥之地，一向为海内外游客所崇拜。这是永福县文脉的发祥之地。一山之中，在一个朝代，前后孕育出了文武两位状元，这在中国科举史上是个奇迹！
永福县百寿镇的百寿岩，岩中的“百寿图”是寿星文化的集大成者。
要说百寿岩，须得从我国晋代道教大师、炼丹家和医学家葛洪说起。葛洪本来在东晋朝廷里做官，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被封为关内侯。但他并不安于高官厚禄，而是一心钻研道教炼丹术。当他听说交趾一带有可炼仙丹的丹砂，便毅然向皇上辞去侯爵、请求到现在的广西北流县来做一个小小的县令（史书上说它“求为匀漏令”，匀漏在今北流县境内）。他带着儿子和侄子，千里迢迢南来，途经永福县百寿镇（晋代为常安县），一眼便看中了今天的百寿岩。那时岩中还没有出现“百寿图”，也还没有现在的名称。葛洪在岩洞前发现一眼井，那井水颜色“殊赤”，井中似乎还有一些闪亮透明呈朱红色的东西。啊！这不是他梦寐以求的丹砂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葛洪在岩洞中住了下来，他日汲丹泉水，夜炼还魂丹，著书立说，历数载而不返。于是，这山，被当地人称为“葛祖山”，岩被称为“夫子岩”，井被称为“丹砂井”，就连葛洪每天攀援上下山的一种山藤，也被称为“葛藤”。其中，数“丹砂井”的名声最大。唐代大诗人王维、李白虽然没到过桂林，但对“丹砂井”却甚为仰慕。王维有诗：“徒思赤笔书，讵有丹砂井”（《林园即事寄舍弟紞》）；李白有诗：“归休白鹅岭，渴饮丹砂井”（《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鹅峰旧居》）。葛洪除了发现“丹砂井”，还发现居住在岩前的一个廖氏家族，一族人都饮用这“丹砂井”中之水，寿皆百岁。还听说他们族中的长者廖扶，曾活到158岁，被皇帝敕封为“拯危真人”。清代撰修的《永宁州志》（百寿镇古属永宁州）记载：“《广舆记·仙释门》云：廖扶永宁人，相传家有丹砂井，一族饮此井者皆百余岁。《抱朴子》亦云，廖扶丹井，一族数百口饮之多寿。”《抱朴子》一书为葛洪所著。
到宋代的时候，“丹砂井”可能还存在。宋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4）山东籍进士史谓到古县做知县（百寿镇宋时属古县）。他上任伊始，发现当地百姓屡因“丹砂井”发生纠纷，诉讼不断，时有械斗流血丧命事件发生，便下令远近村户每户推举一位老者前来协商解决井水纠纷的办法，以止械斗，安宁县境。不料，来者竟然有100位，而且全是百岁以上老者。百位百岁老者个个都是智叟，他们给史谓出谋划策，很快便把困扰地方多年的“丹砂井”水纠纷案解决了。从此，四方安宁，县境和谐，人寿年丰。史谓有感于此，便邀请当时一批书法名家齐集夫子岩内，大家寻经查典，广征博引，历时一年终于创作出了一幅气势宏大寓意深刻的“百寿图”。史谓请来一位叫王鼋的摩崖石刻高手，将“百寿图”镌刻于岩内石壁顶端，至今已近800年。
“丹砂井”到底湮没于何时？史无记载。清代撰修的《永宁州志》上说“今井已无迹可寻。”大概“丹砂井”在清代时就已经没有了，因为清代的文人墨客曾经留下多首寻觅“丹砂井”，望能饮用“丹砂井”水而长寿百岁的诗词：“旧井丹砂何处寻，桥头侧听水潺潺”；“独有丹砂寻不得，归来依旧白髭鬚”；“廖氏岩前芜草没，难觅丹砂”……
虽然历代文人墨客们苦苦寻寻觅觅，也难觅丹砂井之踪迹，但百寿镇一带却随处可见百岁老人。“丹砂井”虽已湮没无迹可寻，但“丹砂井”却透过深厚的地层，默默地渗透到了万户千家，滋养了这一方得天独厚的百姓。
八状元——五上将——两个文学流派
桂林西部的福星文化和寿星文化，早已闻名遐迩，她的禄星文化也灿烂辉煌。中国科举制度自隋代大业三年开始至清代光绪三十年止（公元607-1904）共存在了近1300年。科举考试考中全国状元的广西人有史料可查的为10人，其中就有8人出自桂林西部。他们是：广西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唐代乾宁二年（公元895年）乙卯科状元赵观文（临桂县）；唐末天佑三年（公元906年）丙寅科状元裴说（临桂县）；宋代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癸未科状元王世则（永福县）；宋代大观元年（公元1106年）武状元李珙（永福县）；清代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庚辰科状元陈继昌（临桂县）；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辛丑科状元龙启瑞（临桂县）；清代光绪15年（公元1889年）己丑科状元张建勋；清代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壬辰科状元刘福姚（临桂县）。科举制度实行近1300年间，全国共中出“三元及第”（乡试、会试、殿试皆第一名集解元、会元、状元三种头衔为一身者）13人，清代仅有两人，一为江苏的钱棨，一为临桂县的陈继昌。陈继昌是中国科举历史上的最后一名“三元及第”，真是前有古人，后无来者。
清代共开科考会试112次，中出状元114名。因顺治九年和十二年的会试，分满汉两榜，每榜各取满、汉状元1名，其后则合为一榜，故清代有会试112次，状元114人。清代各省考取状元人数排名前5名的是：江苏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东6名；广西4名（全部为临桂县人）。这好比开全国运动会，临桂县代表队和全国各省代表队进行比赛，结果临桂县获全国第五名。如果县和县比，在清代，江苏长洲县有7名状元，其中一名“三元及第”，在全国排第一；江苏常熟县有6名状元，江苏吴县也有6名状元，并列全国第二名；临桂县有4名状元，其中一名“三元及第”，排名第三。说临桂县是中国的状元大县是有根据的。如果以科举考试的成绩来衡量一个地方的文化教育发达程度的话，在清代，桂林西部的文化教育发达程度在全国已处于很先进的地位。
上将，是将军中最高的军衔。民国以来，广西共有12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而桂林西部就有5位上将。他们是：张其锽（永福县苏桥人，曾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任广西省长）；李宗仁（临桂县两江人，陆军一级上将，曾任民国代总统）；白崇禧（临桂县会仙人，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国防部长）；石觉（临桂县宛田人，陆军二级上将，曾任台湾国民党军队副参谋总长、联勤总司令）；李天佑（临桂县六塘人，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桂林西部这五位上将的军政职务都比较高。除了这五位上将，临桂县、永福县在民国以来还出了100多个将军。
这条文脉上，还出过宰相陈宏谋。陈宏谋是临桂县四塘人，清乾隆三十二年任东阁大学士。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以内阁大学士理国政，其职权相当于宰相。乾隆皇帝南巡时，陈宏谋以东阁大学士身份代理朝政。这条文脉上，还出过民国代总统李宗仁。
这条文脉上，还出过总督、巡抚、省长。
这条福、禄、寿三星吉祥文脉向我们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现象呢？那就是：考试考中状元而“三元及第”；为将者而为上将；当官当到宰相、总统；做人做到158岁的老寿星。真是地灵人杰，名不虚传。这就是桂林西部文脉的神秘魅力。
桂林西部文脉之盛，不仅造就了一批状元以及将相和总统，还造就了中国文学史上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和一批驰名中国文坛的作家、诗人。这两大文学流派便是“桐城学派”的“岭西五大家”和“临桂词派”。
“桐城学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个中心派别，属于当时文坛上的正统，其影响清代文坛200多年，因其创始人方苞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学派”。但“桐城学派”的真正成熟，则是在清代道光中叶以后。“复有朱伯韩、龙翰臣、王定甫、曾文正、冯鲁川、邵位西、余小波之徒，相与附丽，俪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中国近代文论选》下册第733页《论桐城派》）在这7名中坚人物中，前三名是广西临桂县的朱琦（字伯韩）、龙启瑞（字翰臣）以及柳州马平的王拯（字定甫），第四名是湖南的曾国藩……朱琦、龙启瑞、王拯能成为“桐城学派”的中坚人物，主要得益于永福人吕璜的教诲。吕璜晚年辞官回乡后，主讲桂林秀峰书院，向他的学生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字子穆，广西平南人）系统地传授了桐城古文的“义法”，成为“桐城学派”在广西的奠基人。吕璜呕心沥血，把他的这四位弟子培养成“桐城学派”的大家。文学史上把吕璜、朱琦、龙启瑞、王拯、彭昱尧五人合称为“岭西五大家”。在当时中国文坛上有“文章其萃于岭西”之说，“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可见桂林西部这几位作家当时在文坛上影响之大。
清代中国文坛上最著名的文学流派之一是“临桂词派”。“临桂词派”的代表人物为王鹏运、况周颐、刘福姚，他们三个人都是广西临桂县人，是清末词坛最著名的词作家。王鹏运的词作除了严于格律外，还有重、大、拙三大特点。他填词的这三大特点，曾被推为词学的标准，为“天下所宗仰”。王鹏运著有《半塘定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从元到清词作能迅速反映国家大事且作品较多的第一人。
况周颐，他“癖词50年”，与临桂同乡王鹏运同创“临桂词派”和“重、大、拙”词学理论。主要著作有《蕙风丛书》34卷，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蕙风词》和《蕙风词话》。与况周颐同为清末四大词人的浙江人朱祖谋，曾推《蕙风词话》为千古以来之绝作。
刘福姚是广西最后一名状元，是“临桂词派”的重要词人之一。当八国联军侵陷北京，满朝的权贵大臣纷纷跟着慈禧太后狼狈逃跑的时候，刘福姚没有走。他说：“为官可以无禄，不可无骨！”他宁死不离开京城。面对残暴的侵略者，他没有枪去反抗，但他却有一枝笔去战斗。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刘福姚同著名词人浙江吴兴人、曾任礼部侍郎的朱祖谋及著名词人、临桂小同乡、曾任礼部给事中的王鹏运等人在一起，创作、填写了大量带有伸张民族正义、反抗侵略、讨伐侵略者、歌颂历史上抗御外侮、宁死不屈的英雄人物的词作品，集成一部《庚子秋词》，共收集了刘福姚、王鹏运、朱祖谋三人当时所创作、填写的词作350多首。这些作品被后来的学者誉为“反侵略文学”。刘福姚著有《耐庵集》传世。
桂林西部民谚：“三星亮，状元出；三星明，将相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瑰丽灿烂。以“福、禄、寿”为代表的三星吉祥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和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因而在中华民族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流传而经久不衰。桂林西部的文脉中，涌动不息的正是“福、禄、寿”三星吉祥民俗文化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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