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感悟香港回归十年沧桑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一个香港记者感悟的香港十年

　　【编者按】

　　十年树木。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十年也往往意味着太多的改变。

　　从1997到2007，每一年都是一个不同的香港。而每个人眼中的香港，又都有着不同的模样。

　　因此，当越来越多的同行争相去“探访”香港时，我们选择了十组词语，希望可以从中勾勒出十年来香港走过的风雨变迁。

　　闾丘露薇，1997年加盟香港凤凰卫视，此后以香港为圆心，报道半径辐射亚欧美。2001年和2003年，她先后深入阿富汗前线和巴格达战场采访，成为一朵耀眼的“战地玫瑰”。10年来，在香港和内地穿梭的经历，也使她对香港有着特别的感悟

　　1997 不舍·犹疑

　　回归前的那天晚上，结束了一天的采访工作，和绝大部分香港人一样，我坐在电视机前，见证香港的历史。不过，和其他香港人不同的是，对于从英国殖民统治的城市过渡到中国的一部分，我没有太深刻的感受，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刚刚移民到香港两年的内地新移民，虽然已经可以在这个城市自如地生活，但是总觉得没有太多的牵连。而在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眼里，我这个广东话还讲得有点儿口音的上海人，也并未被当成香港人的一部分。

　　我还记得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伤感的眼神，他的两个漂亮女儿，站在父亲身后的人群里，眼睛都已经哭得红肿。他们的伤感，我想除了对于香港的留恋，也有作为英国人那种失落的感觉。人群中，可以从那些香港人的脸上看到恋恋不舍，正像他们矛盾的心情，面对一个即将开始的陌生的未来，陌生的祖国，有期待，也有怀疑。

　　7月1日清晨，我站在会展中心金紫荆广场前的空地上，准备采访第一个升旗仪式。不少市民一家大小赶到这里，为的是见证这个历史上的第一次。这些站在围栏外面的普通市民，和在围栏内的特区政府官员、临时立法会议员，在我看来，他们的心情是不一样的。我还记得面对我伸过去的话筒，不善言语的市民说来说去都是这样一句话：希望自己的生活不会因此而改变，不一定越来越好，但一定不要越来越差。他们的心愿是如此简单，也是如此的直接。但是对于这些官员和议员们来说，从这一天开始，他们不再仅仅是政策的执行者，他们真的要开始学习如何自己管治这个地方。而他们要面对的还有很多香港人以及国际社会的疑虑，那就是，他们真的可以独立地进行工作吗？一国两制真的可以在香港落实吗？就在这个刚刚诞生的特区政府运作不久，禽流感发生了，6个人因为感染H5N1病毒死亡，特区政府用3天的时间扑杀了150万只鸡，但是就在这时，另一场风暴正在悄悄来临。

　　1998 泪眼·捍卫

　　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香港人却没有办法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快乐之中。

　　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重新上扬。但是这场刚刚开始的风暴，却暴露出一些证券行的问题。1998年1月，百富勤宣布清盘，我还记得“红筹之父”梁伯韬对着我们的镜头，向所有香港人流下的眼泪。不过他的眼泪比不上小股民的辛酸，一个星期之后，正达集团名下的正达证券和财务公司因为财政和流动资金出现问题宣布倒闭，1万多名小股民血本无归。

　　8月，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下跌到6600多点，香港银行门口，出现了挤兑的人龙。每当想到那个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这样的景象：银行大堂里的那些小股民，看着股票报价时茫然无助的眼神，以及定格在那里的身影。那时的香港，走在街头随时可以感受到萧条，房价大跌，负资产出现，到处都是开仓清货准备结业的红色标语，怵目惊心。最终，特区政府决定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港元。

　　回忆这段日子，当时还是财政司司长的曾荫权说，他也哭了，因为压力，因为他要动用的不是自己的钱，是香港人的。

　　不过也正是这场金融风暴，让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香港人的精神。对于资产缩水和财富减少，抱怨政府的人并不多，人们最多感叹一下自己运气不好，然后又开始埋头赚钱，要改变的，只不过是原本吃大鱼大肉的习惯。而香港人又是健忘的，当股市楼市再次畅旺时，鱼翅捞饭又开始恢复正常。

　　1999 争议·笃定

　　这一年的1月29日，当时的终审法院大法官李国能就“吴嘉玲案件”作出裁决，成为终审法院首次涉及“基本法”的案件。李国能多年后坦言，自己非常清楚这次判词将会有深远影响，因此非常小心，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判决会引起香港回归后首次的宪政风暴：第一次人大释法。

　　回归之后的第三天，大批无证儿童到入境处自首，获得了入境处发出的行街纸，同时也拉开这些港人内地所生子女争取居港权的行动序幕。1997年7月，临时立法会通过“居权证”制度，要求所有港人内地子女都需在内地申请居港权。1999年1月，终审法院裁定，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如果能够证明父亲或者母亲是香港永久居民，就可以享有居港权。特区政府在2月提请人大常委会释法，6月份，人大常委会指出，港人内地所生子女出生的时候，父亲或者母亲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才有居港权。

　　十年之后，李国能回忆起当年的判词，他说他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他会作出同样的判决。他希望公众能够明白，人大释法是现行的法律制度，宪政安排的一部分，而内地和香港两地法律制度的不同，对于“基本法”当然会持不同的看法，但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有一点共识，就是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大才会释法。之后的2004和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释法。

　　2000 疯狂·审慎

　　2月23日，我的采访任务是到汇丰银行的门口，去拍摄那些排队交表的人龙。这一天，是中文网站Tom.com截至交表的日子，30万香港人到汇丰银行总部及9家分行排队交表，挤得鞋都掉了，结果香港警方要紧急实施交通管制。Tom.com最终获得1500倍超额认购，创下了香港的历史纪录。3月1日，Tom.com在香港创业板上市，当天股价比招股价上升了5倍。

　　这是疯狂的日子，我身边的人，包括我自己都成了股民大军的一分子。并购合并，几分钱的股票可以在几个星期里上升几倍。3月，特区政府向电讯盈科批出了数码港项目，并且表示会建设电子贸易港，发展网络科技，表明了政府要推动香港高科技发展的决心，同时也把科网股的热潮推上高峰。3月底，港股上升到18398点的历史高位，所有人都觉得，香港已经从亚洲金融风暴里面走了出来。5月底，美国纳斯达克7只大型股份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股民的科网股热潮更加高涨。

　　当科网股越炒越高的时候，也是泡沫爆破风险最高的时候。也是在3月份，因为微软涉及垄断官司，导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大跌，结果触发了香港科技股的小股灾。

　　不过，虽然股市重新经历波折，但是香港经济在这一年终于走出了通缩的阴影。2000年，香港经济增幅达到10.5%，这是近13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失业率稳步回落到4.5%，不少公司还在增加雇员，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地区总部及办事处由1999年的2500家增加到3000家。香港中文大学当时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大部分市民仍不敢对前景盲目乐观，但已经逐渐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2001 纷扰·忧心

　　特区政府在2001年举行首届语文基准试，但报考的在职老师只占全港在职教师的百分之一，其余大多数为教育学院的应届毕业生。教统局6月公布考试成绩，书写能力只有三分之一考生合格，而口语亦只有一半考生合格，有人因此担忧香港教师的语文能力。

　　特区政府从1998年开始推行母语教学，并且规定香港只有部分中学可以用英文教学，其余的必须用中文。政府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批精通两文三语的学生，只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如政府想像的那样顺利。有研究显示，获派英文中学的青少年，普遍的感受都是快乐的，而家长对于子女获派英中的结果普遍都有较正面的反应；相反，获派中文中学的青少年大部分感到失望和不愉快，而且认为英文中学比中文中学好。虽然那时我的女儿只有四岁，但是身为母亲的我，已经对于这些家长的担忧感同身受，因为香港教育的优势，很大一部分在于英文，而现在变相降低了香港学生的竞争能力。事实上，之后几年的会考成绩显示，英文合格率一年低于一年。

　　推行母语教学，需要足够多的中文教师，特区政府在2000年规定，全港在职教师须参加语文基准试，并在五年内达到基准。此举引起教育界的不满，认为有侮辱教师之嫌。经过协商，各方同意采取“豁免、考试和进修”的三途并行方案，拨款资助语文教师进修，并将基准试改称“语文能力评核”，来纾解教师的不满。

　　2002 使命·问责

　　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2000年的施政报告里，就提出要引入一套新的高官问责制度，第二年，他比较具体地讲述了问责制的基本框架。2002年7月1日，高官问责制在香港实施，三司十一局的官员，全部列入问责范围，这些官员不再是公务员，而是用合约的方式聘用的问责官员，任期和行政长官一样为五年。

　　问责制的推出，是想为公务员体系增加弹性，当有危急事情发生时，可以作出更加灵活的反应。需要承担责任时，这些官员要向公众道歉，甚至是辞职。

　　问责制的推出当时产生争议，一些人担心问责制会让行政长官大权独揽，而且架构重叠，对公务员的稳定性、常任性造成冲击。而且担心他们和立法会议员的关系会变得敌对。

　　第一个辞职的问责官员是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在准备宣布财政预算案之前，他为自己新婚的爱妻买了一辆私家车。之后媒体发现，在他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里面调高了汽车税。经媒体追查，发现他购买这辆车是在作出加税的决定之后，而且也没有向行政会议申报，于是质疑他有利益冲突。虽然董建华多番挽留，并且为他解释，但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梁锦松最终宣布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