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玫瑰”闾丘露薇感悟香港回归十年沧桑

　　2003 休戚·与共

　　2003年对于所有的香港人来说，都是难忘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办公室抽屉里面还有一叠口罩，正是那一年留下来的。

　　听到SARS这个词，还是在两会的时候。我们这些香港媒体每天都盯着当时的卫生部官员询问是否出现了一种奇怪的传染病，虽然每天得到的回答不是否认就是沉默，我们还是每天都追。

　　只是两会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去了伊拉克，于是对于SARS的新闻，都是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来了解。真正的体会，是我第一次从巴格达回到香港，公司的同事还有女儿来机场接我，所有人都带着一个大大的口罩，所以那一次机场的合影，现在看起来相当的滑稽。

　　非典导致1755名香港人感染，其中299人死亡，包括8名殉职的医护人员。香港的学校在3月和4月全面停课，世界卫生组织更是在4月2日发出旅游警告。当时我正在巴格达，伊拉克人知道我来自香港后，都指着我大声地说，“VIRUS（病毒）”。

　　淘大花园一栋被SARS污染的大楼居民搬入了隔离营，这些香港人对于政府的做法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一位普通市民主动照顾感染了病毒的邻居家孩子。对于坚守岗位的医护人员，香港人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发出赞美之词。那时的香港，虽然充满了病毒的危险，但是却相当温暖，因为人们的理解和爱心在这个危急时刻体现了出来，这个一直让我觉得有点儿冷漠的城市，此刻是如此感性。

　　同样是这一年，让我对这个城市重新产生思考的是7月1日，一向在“外人”，包括我看来只关心经济，不关心政治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参加示威的大部分是中产阶级，还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在他们眼里，言论自由是至高无上的权利。我想，别人可以不认同他们的诉求，但是必须尊重他们游行的权利，而这一点，正是香港可贵的地方，也是一国两制得到体现的地方。

　　2004 亡羊·补牢

　　在香港生活几年后，发现很多香港人会在银行申请一个保险箱，除了金银财宝，更多的是放一些法律文章，比如房契、出生纸、结婚证等等，当然也有人放一些在自己的人生中有着特殊意义的东西，包括毕业证书，甚至情书。总之，能放在保险箱里面的，都是觉得独一无二，而且意义重大的物品。

　　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银行在市民的心目中是最值得信赖的。放在家里还有被偷和被损毁的可能，放在银行，当然是万无一失。

　　只是这个世界真的没有万无一失的事情。2004年10月初，香港第五大银行集团星展银行，发生了一件十分罕见的保险箱被当废铁误毁事件。该行工作人员误将83名客户租用、放有财物的保险箱，连同其他分行收集的837个空置保险箱，当作废物搬走及压毁。

　　事件发生后，除了银行马上向受到影响的客户进行赔偿，香港金融管理局和特区政府也马上作出回应。当时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要求星展银行尽快彻查及提交报告。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也表示，这次事件严重，银行须尽快公平合理地处理事件，并提出合理的赔偿。

　　星展保险箱事件不但成为香港头条新闻，更被英国广播公司、路透社等国际媒体大加报道。媒体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这次事件暴露出银行的管理存在漏洞，而对于作为金融中心的香港来说，如果不能够消除外界对此的疑虑，金融中心的地位可能因此被动摇。还好，特区政府的及时反应和一系列补救措施，把这次事件的危害性降到了最低。

　　2005 苦衷·宽容

　　这一年，还有两年才届满的董建华提前退休，理由是健康问题。就在他宣布这个决定前，消息已经传得满城风雨。当时正好是两会，在政协记者会上，我和几个香港记者拐弯抹角地向发言人提问，目的就是要证实董建华是否会这样做，因为如果他担任政协副主席的话，就必须从特首的位置上退下来。

　　在我的印象中，董建华是一个好人。2004年采访在秘鲁举行的APEC会议时，我在机场候机厅遇到了他，他主动和我们几个记者打招呼，并且主动要帮我们看行李，让我们去周围逛逛。想到要一个堂堂特首帮着看行李，实在是不好意思，没想到他看着我们说:“看来你们是不相信我。”那一瞬间，我和我的伙伴真的不知说什么才好，我们只能尴尬地笑笑，这句话对我们来说，觉得有点沉重，让我们想到了大家都不愿向他点破的现实。

　　2007年上半年，看到董建华频频接受媒体访问，讲到当年的事情，也听了一些评论，发现人们对他的看法比他在特首位置上时宽容多了。也许，时间可以证明一切，大家开始理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香港，而他曾经做过的事情，开始慢慢在人们的生活中体现出效果，于是大家发现，原来他并不是人们当初所想得那样糟糕。甚至大家开始猜想，当年他是否有太多的苦衷，当他在那个位置，那个时刻没有办法告诉香港人，其实他为大家背负着巨大的压力。正因为这样，我们看着他，一年比一年憔悴，直到最近，才显现出容光焕发的一面。

　　2006 天高·海阔

　　不知从哪一年开始，身边讲普通话的人越来越多。走在街头，当你讲普通话的时候，再也不会招致别人异样的眼光。在那些售卖高档商品的商店里，售货员热情地接待讲普通话的顾客，反而是我们这些讲广东话的人常常被冷落在一边。

　　1997年我采访过一批从内地到美国，再从美国到香港工作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在金融行业工作，那时候，这样的人并不多。但是差不多十年之后，我的中学同学、大学同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香港。他们有的从美国回来，也有的直接从内地被聘请到香港的跨国企业工作。

　　从单纯家庭团聚的单程证，到吸纳内地专业人才的专才计划，2006年特区政府推出了内地优才计划。和之前的计划不同的是，只要符合条件，而且证明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负担自己的生活，即使没找到工作，也可以先申请携带家人来港。

　　越来越多的内地学生开始在香港读大学，以至于内地曾经争论过这样一个话题，就是香港的大学会不会把清华北大扫成二流？因为不少内地高考状元都选择了香港的大学。

　　就在同一时间，也有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到内地发展和居住。内地经济的发展，让他们感觉到香港显得太小，如果要寻求更多的机会，内地反而有着广阔的天空。这种两地人员的流动，对于两地的互融也好，个人也好，都有着相当正面的作用，因为大家可以学习用不同的视野去看对方，然后用不同以往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生活的城市。

　　2007 归去·来兮

　　我对于皇后码头的印象，就是总有一些老人在那里下棋，旁边有一个小摊，在中环大会堂采访完，顺便会在那里买饮料。大部分的香港人都和我一样，觉得皇后码头外形和地点都平淡无奇，不过它和爱丁堡广场还有大会堂组成一个铁三角，少一样都会觉得很不习惯。现在，为了填海工程，皇后码头即将拆除，也许是因为对天星码头被拆时的歉疚，人们把保留记忆中香港的希望放在了它身上。

　　在香港，我最喜欢的就是坐天星小轮。在维多利亚海港上，休闲地欣赏两岸的景色。我喜欢天星码头，特别是中环那边，白绿相间的木栏，踩上去已经会发出声音的木地板，一切的一切，都在提醒我，这是一个有着很多故事的地方，一个见证着历史的地方。

　　只是，突然有一天，中环天星码头不见了，那座发出熟悉的钟声的钟楼不见了，虽然有十多个香港人在那里静坐抗议，但是没有办法扭转它的命运。后来香港人才发现，原来当政府咨询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反对，而现在，已经太晚了。

　　印象中，觉得大部分香港人对于古迹还有环保并不重视，每年总是有无数的新大楼替代着旧的大楼。可是天星码头要拆之前，上万名市民去拍照留念，直到这个记忆真正失去，香港人才发现，原来失去的东西是如此珍贵，是如此的不可复制。于是皇后码头，带着太多香港人的心理补偿。

　　皇后码头最独特之处，是当年英女王及其代表御用登陆香港的身份象征。历届港督就任，都会乘坐游艇在皇后码头登岸，在爱丁堡广场检阅三军仪仗队后，再到大会堂宣誓就职。历届港督的离去，也是从这里登船。不过，皇后码头却失去了见证最后一次女王代表离去的历史时刻。10年前香港回归当夜，英国王储查尔斯及港督彭定康，改在添马舰基地登上皇家游艇“不列颠尼亚号”离去。原本这个码头只是对于当年港英政府的一些回忆，对于现在的香港人来说，已经不再重要。但是天星码头的离去，却让大家对这个地方重新唤起了感情。

　　一个城市，无论是缺失了历史，还是迷茫了未来，都只会成为一个美丽的躯体。今天的香港人正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十年临界点上，放眼着更远的未来。

　　本报特约撰稿 闾丘露薇 发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