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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中国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但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其中所涉及的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流转，都不是劳动力短缺这一个命题可以涵盖的
本刊记者/陈晓 赵磊
2004年,德国蒂森克虏伯在赫尔德区的钢厂,来了一群中国人，约有1000人。
更让德国人惊讶的是中国工人的工作方式。中国的拆卸队登上40、50、60米高处的无防护走道，攀爬扶梯和脚手架时，完全不用安全带。德国广播公司德国之声的记者在场的那天，看到一根细绳从98米高的赫尔德火炬烟囱顶上垂下，一个中国工人吊在绳子上。这位记者在新闻稿中问道：“中国杂技演员到城里来了吗？”
这种在国外引起轰动，被称为“终极中国外卖”的基层劳动力的干活方式，在国内到处发生着。即使是像杨玉红这样30多岁，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她告诉记者，在20层楼高的窗台上，探出大半个身子去擦外立面玻璃，惟一的防护不过是另一名女工用手轻轻拽住她的双腿。
“我们的价钱太低了”
实在没有料到，有一天，这些背着破旧的蛇皮袋，结伴辗转在各个城市车站的民工群体，会成为稀缺的资源。杨玉红说，她并没感觉到她对城市有多重要，她出来是为了赚钱。“在四川家里，时间就不是时间了，一天干不干活都过去了，但是在北京，每一天都得逼着自己干活。不然，房租，生活费就白扔了。”
离她工作的小区半里地有一排待拆的平房，那是杨玉红在北京的“家”。
这片房子有一种临时营地的氛围。大多数居民是农民工，他们分租一套房，做饭，洗衣，睡觉，都在一个单间里进行。一些出售便宜商品的买卖也在附近聚集，这是这些民工给当地经济烙上的印记。杨玉红常去的一个市场是垡头市场。她在这里买了一块钱的护肤品——郁美净，家里惟一的电器——300块钱的新电视，“组装的，但是还有牌子。”
杨玉红每天早上7点多去小区做家政，没有确定的下班时间，有时候下午6点还能接到新活，干完后就快晚上10点了。一个下午的两点，当记者见到她时，她刚开始吃一天中的第一顿饭：开水泡油条。如果愿意的话，她每周可以休息一天。杨玉红通常用这天做自己家的家务，洗丈夫沾满建筑灰尘的衣服。
这在到城市里讨生活的农民工里算境遇好的。在相邻不到一里地的一个工地，大部分建筑工人都是单身来的，他们住在10个人一间的临时宿舍里，由于没有洗浴设施，洗澡洗衣服都是大事。但他们对这些都不太介意。他们只是反复对记者说，“多帮我们这些劳动力宣传宣传，价钱太低了。”
虽然从2004年起，中国民工的工资在逐年增长，但是仍然处在城市中经济链条的最低端。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掰着指头算接一个工程他要支出的成本：租用的灯光照明，塔吊，70多个管理人员，工资高一点的得给6000块/月，“晚完工一天，我就得损失两万。”来自安徽的建筑商王顺中说。相比之下，工人工资的涨幅不过是一天十几二十块。“这是小钱。”
但是，“这些人的生存条件，直接影响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是否参与进来。”中国社科院劳动与人力资本研究室副主任都阳说。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动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认为，目前广东部分企业的缺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性企业中效率低下、工资调整空间狭小的企业。与中小企业缺工相对应的是，当地一流的企业并不缺工，尤其是为国际企业代工的工厂，因为这些企业的客户会对劳动环境有严格的要求，“这些企业招工，都会排着很长的队伍，厂里的人力资源主管甚至会将一些名额卖给中介，赚取利润。”一位知情者告诉记者。
中山大学劳工研究与服务中心主任刘林平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发现了另外一些导致结构性缺工的因素。刘指出，如果将农村地区外出打工的人员分布状况与打工目的地的正规工厂的人口分布状况相比较，这两种情况并不对称，“因此可以说，相当一部分的打工者，并没有去正规的企业工作，从而导致这种企业的用工缺口。”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企业对工人的年龄、性别过于“挑剔”，“比如一些酒楼、宾馆需要漂亮年轻女性做服务员，这种劳动力资源是绝对短缺的。”刘以此举例说。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少打工者更愿意去非正规工厂就业，因为这些工厂虽然环境相对恶劣，但由于来单快，回款快，且没有税负和工人保障等开支，往往给的薪水较高。来自四川岳池的老卢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位。老卢的工作是做西装剪裁。工作地点不固定，“看单子，有时候在惠州，有时候又回到广州。”现在他在广州黄埔的工厂旁，住在和工友们一起租来房间里，他认为社会保险和工厂环境等远远没有多挣点现金实惠，“那些都是虚的，”多喝两杯后，他告诉记者：“凭自己这些年裁衣服的钱，二儿子已经快供上大学了。”
解放农民，下一步怎么走？
杨玉红和丈夫每个月的工资，留下400元维持简单生活，其他的都寄回乡下，用于支付当地农村的生活必需品，其中包括一些和传统乡村生活不一样的标准：比如建一栋两层的楼房，走亲访友要送的成件的苹果和梨，还有过节或请客时要喝的红酒，已经到学龄的孩子每天要喝的牛奶……
农村的生活正在好转。随着近年来政府提高粮食收购价和耕地补贴，2004年乡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的增加值中，家庭经营纯收入的增加值占65.1%，比2001～2003年上升了34.2%。
“农民工愿意接受的最低工资取决于他们在家乡务农能够获得的预期收入，前者不能低于后者。如果他们在家乡务农的预期收入明显提高，那么资方就必须相应提高工资才能对他们产生吸引力。”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说。按社科院的统计，以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农业生产尚需要近1.8亿劳动力。他们大都维持着小农经济的生产模式，重庆市荣昌县救灾办主任秦景英曾告诉记者，一工一农，一辈子不受穷，这是农民最有安全感的理想生活，也是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就业现实。
如何最大限度解放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并使其补充到我国的工业化大生产中去，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
过去的几年里，我国政府取消了农业税，重新定义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政策，谷物和油籽不再完全依赖自己耕种而转向进口。这更有利于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但往下走就要复杂得多。早在200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在其首份中国农业综合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应放宽对农村人口流动的限制，以帮助农村人口外流。这个提议在2007年的中国社科院的调研报告里得到了更细致的表述。都阳在报告中提出取消户籍制度上附着的城市人特有的福利内容，以此改变城乡二元化分割，让更多的农村劳动力以主人翁的姿态进入城市。
经合组织的报告里还称，中国政府应该明确农民对其土地的所有权，允许他们更为灵活地使用土地。这就涉及到另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农村的土地流转和农地制度的改革探索。这些命题，都不仅仅是劳动力短缺这个困境可以涵盖的。
解决劳动力短缺的他国路径
如果把中国发端于2004年，蔓延在2007年的基层劳动力短缺，放在世界工业发展的进程中，就会发现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几乎各国的工业革命都会催生出这样一个劳工紧缺的阶段。这导致劳动力密集的低端制造业有一个世界性的挪移轨迹。“从美国到日本，然后是四小龙，现在是中国。”都阳说。
直到最近，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其他新兴经济体并无二致：它是以廉价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基础，廉价资本来源于来自消费者，他们为解决自己养老和其他社会保障问题不得不大量储蓄，这些储蓄被国家用于提供低成本的信贷和资本支出。而廉价的劳动力则来源于长期城乡二元化分割，被封闭在回报率极低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几亿农民。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亚洲新兴经济体得以在出口制造业领域大量投资，并获得超出其他所有领域的增长。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的年均TFP(综合要素生产率)为3%。美国的数字是1.7%。从这个指标来衡量，中国的生产力增长速度是美国的两倍。但是，要想最终达到美国那样的经济规模，中国需要持续不断地向经济领域投入更多的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但现实情况是，中国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投入已无法达到以前那样的高度了。
接下来要发生的，在已经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都发生过。都阳把这个过程简化为:劳动力价格上涨，仍然依靠“人多势众”的方法盈利的企业会死掉，机器会代替人。
目前我国一些企业的盈利指标已经表示，淘汰正在进行。根据光大证券所的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的研究，绝大多数指标均显示中国企业盈利能力在2004年达到了高点，并自2005年以来开始明显下降。这一下降趋势在未来几年还会持续下去。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枯竭，对中国经济来说，发掘一条持续发展的替代途径就非常重要，而这需要将中国社会增长方式从生产要素投入推动型过渡到生产率推动型。”中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说。
似乎风水是在流转。在被多年廉价雇佣后,终于轮到基层劳动力的一点话语权了。虽然这些权利看起来仍很卑微。杨玉红的老板马上要给她们上一种保险，就是擦窗户的。王顺中也不得不给他的工人上保险，并尽量做到不拖欠工资以免被工人举报，记录上有污点。他说，工程立项时，这些都是检查他是否有建筑资质的手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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