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6月29日经表决决定：免去高强卫生部部长职务，任命陈竺为卫生部部长。陈竺成为继科技部部长万钢之后，第二位担任国家部委正职的非中共人士。
卓有成效的医学专家 陈竺生于1953年，江苏镇江人，出身在医学世家，其父陈家伦、其母许曼音均为内分泌专家。
他17岁插队江西，坚持自学，1978年考上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著名血液学专家王振义的研究生。妻子陈赛娟与其为研究生同学。
毕业留校工作3年后，由前辈推荐，陈竺作为首批赴法担任外籍住院医生人选，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病研究所进修，攻读血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博士学位，后做博士后研究。不久他的妻子陈赛娟也来到巴黎一起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
1989年7月，陈竺夫妇学成归国，到上海血液学研究所工作。他们还带回了法国同行支持的10万法郎科研试剂，法国抗癌基金会支持的10万法郎设备。
然而当时的临床基地瑞金医院尚不具备条件承担如此高水平的研究，设备就临时摆放在医院超声波和心电图室旁边仅10平方米的房间。
这之后，陈竺一面做实验，一边争取各方支持，筹建血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陈竺课题组成功阐明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原理。而此后，陈竺夫妇将砒霜成功引进白血病的治疗，给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一条生路。
上世纪70年代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一院教授张亭栋通过制作砒霜针剂，静脉输入人体，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身上获得奇迹，然而由于对中医的争议，该方法一直未引起重视。
1994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陈赛娟与哈尔滨同行聊天时获得了这一信息，马上传递给了陈竺；在与张亭栋的合作中，他们不断发现砒霜成分三氧化二砷与维甲酸协同，诱导癌细胞凋亡的机制过程，这一成果还被发表在国际著名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被主流学术界所接受。
而这一切的努力，也使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本可治愈的急性粒细胞白血病。
1998年，陈竺还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基因组研究中心——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领导展开了人类基因组DNA和cDNA的大规模测序，取得了多项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的科研成果。
“陈竺能发现合作者的优点，并成功地将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评价说，金力是陈竺长期的工作搭档，一直担任南方基因组副组长。
南方人类基因组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其整个架构是将复旦、上医、二医等上海地区的高校、科学院等6家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的基因研究平台。
但此类学术机构之间的理念难免有所不同，陈竺的贡献之一就是打破了这种条块分割，“他当时提出了"甘做老二"的口号，在基因组与别的机构合作时甘愿排名第二，这种做法吸引了大批人才、机构和我们合作。”金力回忆说。
七年中科院管理工作 2000年10月，陈竺开始担任中科院副院长，主要分管国际合作局和生物技术局。
陈竺在科技国际合作领域的出色工作，得到了同事的大力称赞。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曹金华在中科院已工作26年，陈竺调任中科院副院长后的六七年间，两人有过多次密切接触。
“陈竺是少有的宏观战略家，可以用创新型人才和战略科学家来评价他。”在6月22日接受本报专访时，曹金华说，陈竺看待问题有宏观视野，很快能抓住问题实质。
曹金华高度评价陈竺的外语造诣，“他的英文、法文都达到了相当水平，这无论对他的决策，还是认识世界、展现中国都很有好处。”
据曹介绍，中科院强调生命科学要在应用中体现。陈竺为此做了很多开创性的事情，比如三年前推动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的建立，由中科院、广东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三方共建，主要围绕新发传染病、肿瘤、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等重大疾病开展研究和开发工作；再比如他最近推动了天津生物能源基地的建设，在上海，他也推动了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合作建立生命科学院。
无党派人士 陈竺出任部长，最引人注意的是他的无党派人士身份。他是继5月民主党派致公党副主席万钢接任科技部长后，又一位非共产党员出任部长。
“这不仅仅是扩大选拔高官的视野，这预示着在新的形势条件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实现形式将有比较大的改变。”6月29日，国家行政管理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汪玉凯如是评价，也就是说参政党、议政党将在政治生活中扮演更多的角色，这些角色将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在政府中担任重要的职务体现出来。
汪玉凯分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包括民主党派，也包括无党派，其中无党派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但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派人士有细微差别。无党派不像其他党，其他民主党有组织、有章程等，而无党派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组织。如何体现无党派的意志？主要是找些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人物一般在政治或科技领域贡献突出，又没有参加任何党派。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正部长会对现行体制产生一些微妙的变化。”汪玉凯说。
观察人士表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出任部长以后，将会使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等社会各界的意愿反映到相关政策制定中。
加大医疗卫生投入 除了无党派人士这一特殊身份，陈竺成为中国卫生管理部门“掌门”后，另一个令人关注的话题：会对正在制定的新医改政策产生什么影响？
之前，陈竺在不同场合对于中国卫生体制改革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SARS爆发后，陈竺和大多数专家均强烈呼吁，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卫生服务中政府、消费者、和提供者三方关系的新框架。
关于卫生体制改革，陈竺曾经提出要进行五个系统工程的改革：即个体的医疗系统、群体的公共卫生系统、卫生筹资系统、与健康相关产品的执法监督系统和医学技术进步的生命科研系统。
陈竺认为，这五个系统相互配合支持，缺一不可。而政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好卫生工作，直接做好公共卫生执法监督，部分参与医疗、筹资和科研活动。
此外，陈竺在多次场合呼吁，在进行卫生体制改革时，不能忽视对民族生物医疗产业发展的支持。
2007年6月16日，在石家庄举办的中国第一届生物产业大会上，陈竺表示：“未来20年，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必将大幅度增加。但这不应该只增强跨国公司的收入，而应该更多的对我们自己的产业形成强大的拉动力，形成良性循环。”
在此会上，陈竺两次表示肯定古巴的医疗卫生体系，尤其是古巴生物技术领域已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
据公开报道，古巴将国家财政支出的20%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其中，公共卫生费用占国家预算总支出的10.38%，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2%(2004年)。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不及美国的1/10，但古巴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医疗强国，推行家庭医生制。全世界有15万名家庭医生，其中古巴就占了1/5(3万名)，是世界上人均家庭医生数最多的国家。(记者
王世玲 申剑丽 陈小莹 21世纪经济报道)
(责任编辑：梅智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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