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20名重刑犯获准回社区服刑

　　20名重刑犯回社区服刑

　　矫正干警将与当地派出所联动加强监管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袁艺

　　曾因杀人、抢劫、伤害等罪名被判处重刑的犯人也逐步获准回社区服刑。记者近日了解到，朝阳区作为本市社区矫正试点区县，目前已有20名重刑犯回社区服刑，而下半年人数还将增多。

为此，朝阳区司法局准备在京沈高速路附近建立5000平方米的“中途之家”，为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的“三无”罪犯回社区服刑提供过渡性管理。

　　■如今老薛认为自己是个有用的人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朝阳区司法局获悉，作为社区矫正试点单位的朝阳区司法局，目前已经陆续接收了20名重刑犯回社区服刑，而且下半年的人数还将大幅度增加。这一举措为本市已经开展了四年多的社区矫正工作注入了新的内容。

　　据了解，此番接收的20名重刑犯所犯罪行涵盖了杀人、抢劫、伤害等暴力犯罪，刑期也都在十年以上。而此前，朝阳区累计接收社区服刑人员人数已上升至1806人，但社区服刑人员基本上是轻刑犯，包括管制、缓刑、假释、剥夺政治权利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以未成年犯罪、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的社区服刑人员为主体。

　　朝阳区司法局局长荣容就此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人被普通人看成是‘老虎’，但同时又是弱势群体，需要社会的关心和帮助。这些重刑犯回社区服刑既能让他们提前适应社会，还可以降低监狱的看管成本，是一件双赢的事情”。

　　据了解，重刑犯回社区服刑前将接受包括心理测试在内的一系列评估，那些服刑时间长、认罪态度好、心理情绪稳定的罪犯才能获批。另外，受害者或其家属及重刑犯所在社区的意见也作为审查的重要依据。

　　重刑犯进入社区后，一般会比照最严格的C级标准进行管理，即每周电话报到一次，每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每月的公益劳动必须满10小时。目前，常驻司法所的矫正干警与当地派出所已经建立了互动机制，如重刑犯表现不好，将由当地公安机关给予训诫；如发生危害社会行为，将报原批准机关核准收监执行。

　　据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廖迎春介绍，为了解决社区服刑人员面临的生活、心理等一系列问题，朝阳区将于明年5月份前在京沈高速路附近建立5000平方米的“中途之家”。重刑犯出狱后将在“中途之家”度过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接受生活技能培训和心理辅导等多项服务。

　　矫正追踪

　　25年前杀人犯　今天居委会里画板报

　　老薛说：社区矫正对我的帮助大于管教

　　随着重刑犯逐渐进入社区矫正的行列，让这项本来就是尝试性的工作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记者日前追踪采访了一名曾因杀人获死缓的重刑犯老薛，在新疆劳改20多年后被获准回归酒仙桥附近的社区服刑。

　　虽然目前还没找到工作，但老薛的精神状态不错。前些日子社区选举，尽管没有选举权，他还是帮助居委会写出了包括1000多个选民名单的壁报。左邻右舍们的感觉是，一开始和老薛接触有点犯毛，但日子久了也觉得挺正常。

　　■群殴中犯下命案感觉这辈子完了

　　年近半百的老薛已经驼背，但高瘦的身材、粗大的骨关节以及言谈中的豪爽，还是让人能依稀想象出25年前那个犯下命案的青年“大哥”的影子。

　　1982年12月15日的夜晚发生的事情，老薛这一生都刻骨难忘。类似于去年一部叫作《新街口》的国产电影中的情节：那个冬天的夜晚，老薛一个小兄弟因为“拍婆子”（北京八十年代前的土话，意为交女朋友，相当于今天的“泡妞”）和别人产生了矛盾，于是双方纠集力量展开群殴。“那时候的北京人从“文革”的武斗中过来，跟现在比特别爱打架，而且人联人，一打是群架。”老薛回忆道。

　　当天，斗殴双方都抄了“家伙”，老薛是这伙人的大哥，手里攥着一把板斧，打斗中砍了人。“反正那伙人里有个人死了，也弄不清到底是谁下的手，我和另外一个人就把这事情全揽了下来，那个人到现在还在新疆服刑。”

　　老薛的案子赶上了国家“严打”，按当时的形势他作为主犯必死无疑。幸亏老薛家人提供了他曾经有青春期躁狂分裂症的病史，最后法院判处他死刑缓期执行。老薛当年23岁，听到这个判决，唯一的反应是———爱谁谁吧，这辈子是完了。

　　■没想过还能回家刚到北京车都不会打

　　“在新疆这么多年，没想过有一天还能回家。”经过20多年的劳改服刑，去年，老薛终于被获准回归酒仙桥附近的社区进行矫正。对于回家，老薛时而激动万分，时而茫然无措。

　　“想到能回家，我几天晚上连着睡不着觉。”老薛说自己对在家服刑做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到北京一下车还是傻了眼。他说自己最大的发现是，街上人穿的衣服什么颜色都有，而他走的时候北京人的服装还仅仅是绿、蓝几种简单的色彩。老薛过去的家已经找不到了，在民警的帮助下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老母亲现在的住址，“我刚出来的几天里连打出租车都不会。一次从三元桥走到燕莎商场，也没弄清楚怎么打车。”新生活的各种不适应接踵而来。他过去工作的电子工厂也早已破产倒闭，改成了物业公司，没有一个人认识他。

　　老薛说自己有一段时间情绪很不稳定，在监狱里面的日子总想着要回家，但真回家了又怀疑自己还能不能再适应社会，甚至想回监狱呆一辈子算了。

　　■“社区矫正，对我的帮助大于管教”

　　老薛每月必须到街道的司法所报到。目前，从监狱和劳教部门抽调来干警常驻街道司法所，专门对社区服刑人员进行管理。“对于我们这些有暴力犯罪史的重刑犯，帮教人员的管理更严，但同时对我们的帮助也更细心、更周到。”老薛这样阐述自己在社区服刑的感受。

　　定期报到、外出请假、参加社区义务劳动、接受心理诊断……这些都是社区服刑人员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于曾经有暴力犯罪史的重刑犯们执行得更加严格。据负责老薛进行社区矫正的刘警官介绍，由于重刑犯在社区服刑还处在尝试阶段，因此很多管理办法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目前更多的具体工作是为这些人解决实际的生活困难，避免再次发生危害社会的问题。

　　“目前对于重刑犯最大的困难是办理身份证和落户，没有身份证，他们再就业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刘警官说。老薛也是刚刚办理了身份证。他说，经过20多年，自己以前的档案早就无影无踪了，没有档案等手续，当地的派出所无法为他落户和办理身份证，“那时候找工作只能提供监狱开具的证明信，用人单位一看就含糊了。”

　　前一段时间，老薛主刑期终于结束，只剩下10年的剥夺政治权利附加刑。在街道司法所和当地派出所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市监狱局尘封的档案库里找到了老薛当年的档案，为他办理了落户手续，老薛也终于得到了自己的身份证。

　　由于老薛几次就业未成，街道给他办理了最低生活保障，老薛现在下一步的打算是想做点小买卖，为自己的老母亲尽点儿孝心。对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所要遵守的各种纪律，老薛说他从心底里不反感，因为社区矫正对他的帮助大于管教。

　　街坊邻居:

　　“开始犯嘀咕，后来慢慢感到亲近”

　　日前，记者来到老薛居住的酒仙桥东路社区，东路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刚一开始，一些了解老薛背景的居民对他的归来挺犯嘀咕，对他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时间长了，大家看老薛还经常参加社区公益活动，对他也越来越亲近了。

　　东路社区居委会楼道里摆放着一排黑板报，这都是老薛写写画画弄出来的。每个星期，社区居委会都会把自己要宣传的内容给老薛，让他出成黑板报。“我进监狱之前读过高中，字写得不错，在新疆的劳改农场里也一直负责监狱小报。”老薛得意地说，有时候居委会给他的宣传内容太生硬，他还进行编辑修改，把文字润一润，语气改一改。

　　更有意思的是，前一段时间居委会进行换届选举，被剥夺了选举权的老薛竟被居委会聘请书写选民榜。老薛说，他在几张红红的大纸上写下了1000多选民的名字，心情挺复杂，一阵子觉得挺失落，一阵子觉得自己也还挺有用。

　　看着老薛做了这么多工作，街坊们对他也越来越亲近。老薛楼下几位老人对记者说，刚一开始听说有个杀人犯回家服刑了，心里都有点儿犯怵，后来看他还在居委会忙前忙后地义务劳动，就觉得这孩子人品还不错，戒心也就没了。一个白头发的老大爷说：“谁年轻的时候不犯错啊？不管栽多大的跟头，最后也得让他站起来不是？”

　　矫正干警:

　　他们需要解决生计也需要温暖

　　像老薛这样的曾经有暴力犯罪史而回归社区服刑的重刑犯，酒仙桥地区社区矫正的矫正干警刘志伟手头已经有6人。刘志伟说，对这部分人进行管理的难度更大。“现在重刑犯进入社区服刑还处于尝试阶段，我们定期会与当地的公安机关沟通，如果这些假释的犯人发生问题，可能马上会被重新收监，但这绝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酒仙桥司法所的一位女工作人员说，他们密切关注着重刑犯的行为和心理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这些常年服刑的重刑犯多少都了解一些法律知识，而且对“自由”的概念极其敏感，社会适应能力较弱，心理波动也比较明显。“就业失败对他们的打击是很大的，与周围人的隔阂也会造成他们心理的障碍。”按照矫正干警刘志伟的说法，现在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些社区服刑重刑犯的生计问题，同时他们身边的人能够尽量给予他们关爱和温暖。

　　“现在处于主刑期的假释人员在政策上还是无法落户和办身份证，这就严重影响了这批人的就业，哪怕是从事临时劳动，希望上面能够关注和解决。”刘志伟说。

　　权威对话

　　重刑犯回家服刑

　　是否对他人有威胁

　　（受访人廖迎春朝阳区司法局副局长社区矫正工作负责人）

　　记者：重刑犯进入社区服刑，有不少反对者，有人觉得重刑犯罪大恶极，真的有必要让这些人回家吗？

　　廖迎春：重刑犯回家服刑目前在我国才刚刚尝试，但这样的做法在国外并不新鲜。欧洲一些国家甚至2/3的犯人，包括重刑犯都是在家服刑。我们的刑罚已经过了单纯惩罚的时代，回家服刑也是符合人性的一种做法。这不仅仅能降低监狱的看管成本，更重要的是让犯人提前适应社会。

　　另外，联合国的人权官员对此高度关注，专门来朝阳区考察此事，而且对这种做法做出了肯定，这么做也能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加分。

　　记者：被看管的重刑犯虽然从某个角度上说是弱势群体，但他们具有暴力前科，一旦伤害他人便变成了强势，我们在进行工作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个矛盾？

　　廖迎春：重刑犯的危险性肯定是人们最担心的。监狱在批准重刑犯回家前要进行严格的评估并征得社区的同意，重刑犯在家服刑期间也会接受严格的监控和管理，如果发生问题还会马上收监，对这方面的管理我们是非常严格的。

　　记者：但如果为了这些人的权利而增添社会上普通人的风险，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

　　廖迎春：没错，重刑犯再犯罪的概率很高，不管是以前的白宝山，还是前些天执行死刑的陶建华，都是刑满释放又犯下大案的重刑犯。

　　但别忘了，我们批准回家服刑的这些重刑犯都是有刑期的，他们迟早要回归社会，你觉得等他们三五年后释放回来没人管风险大呢？还是先试着让他们回家，其间有人看管、有人帮助，让他们感受温暖，逐步适应社会风险大呢？我觉得后者对社会更安全些，也更理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