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NGO北上十年共建慈善文化 迄今已达400家

　　香港NGO北上这十年

　　本报记者 白晓威 程 芬 实习生 郑美宝 甄凯珊

　　【编者按】

　　十年前，香江两岸为香港回归而万众欢腾，而香港成熟的NGO体系则抓住机遇纷纷北上，高调融入内地。

　　乐施会、世界宣明会等迅速扩张在内地的办事处，回归十年，由几个人发展至三四十人的团体。而近十年，香港又兴起独立而小型的NGO，如“培才基金”、“流动书角”、“大地基金”、“土房子”等等，也致力于深入内地开展项目，或到农村小学组织有益的课外活动，或到边远地区建立自给自足的绿色小学，或到都市中培训大学义工为家乡服务。……这些NGO虽然规模小，但数目庞大，且主要由香港的老师、律师、社工及艺术工作者组成，熟悉民间需要，他们又在项目上有分工，有协作，不会带来资源浪费、重复投入的弊端。此外也有如健康快车这般造福6万多贫困患者的大手笔。

　　一方面是这种对内地的融入引人关注，另一方面，对内地NGO来说，香港NGO有着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比如乐施会的独到管理，抑或宣明会的扶贫方法。十年回首，两地的NGO在不断的融合与借鉴当中，共同成长，行善天下。

　　香港NGO高调融入内地

　　对于廖洪涛来说，香港回归是个绝对值得肯定的大事件，身为香港乐施会的高层管理人员，他见证了回归十年间，香港NGO大批项目和资金进入中国内地的过程。

　　“以前，乐施会管理层都是有海外背景的，在海外受教育，但现在有了变化，比如中国部有12个工作人员，其中的一半是内地人。”廖洪涛坦言，他本人就是从内地到香港读书，又在香港的NGO里锻炼成长起来的，应该说是有内地背景的。

　　而此前乐施会都是在海外培训人员，再派往内地工作，但目前在内地的员工中，80%是内地人，在内地读书接受高等教育。而且，以前乐施会来自内地的员工在薪酬上与海外员工差距是很大的，目前这个差距也在缩小。廖洪涛认为，再有十年就会抹平这个差距。

　　同许多机构一样，虽然在内地已经开展工作很多年，并且设立了4个办事处。但是，乐施会一样没有取得合法注册身份。

　　“尽管1987年就进入内地开展项目合作，但实质意义上的合作领域拓宽，还是在1997年开始，前10年只有1个亿，而1997年之后的10年就有3个亿。”廖洪涛说。

　　有分析认为，资金不是最重要的，对内地而言，香港地区NGO的治理模式可能有更贴切的参考价值。

　　民间合作发生质的飞跃

　　在廖洪涛看来，1997年之后，乐施会与内地的合作领域进一步拓宽，和政府签署了一个框架协议，在云南签下了3年的扶贫项目，和国务院扶贫办、广西自治区民委、青海省民政厅、民政部扶贫中心等单位有了更多合作。

　　有分析人士认为，类似乐施会一样的多数香港NGO，都在内地开展了项目。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各种援助的款项，更多的，则是公民社会发展历程中，NGO的管理模式和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方式。

　　随着合作方式的升级，乐施会与内地政府机构在回归后合作的层次提高很大。在多哈回合谈判中，乐施会接受商务部的委托，进行在中国的农产品保护等公平交易议题的研究，可以说，和官方在政策层面的合作也多了起来。

　　长期以来，中国绝大多数草根NGO的管理模式都是个别精英统治型，或者说是创始人统治型。虽然在组织发展的初期，这一模式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组织的成长，这一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其中，草根NGO内部缺乏民主，NGO的问责程度不高，组织缺乏公开透明性。近年来，在海外捐赠者的推动下，中国草根NGO开始兴起了一股能力建设与组织管理变革的热潮。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中国草根NGO治理结构的建设。

　　治理经验影响本土机构

　　有分析认为，中国内地民间组织的发展尚处初级发展阶段，过去在组织建设、管理模式、能力建设方面的经验都十分欠缺。西方民间组织发展成熟、经验丰富，但是东西方文化差异、以及国情的不同，西方NGO治理理论是否适用于中国内地？中国NGO是否能够照搬西方国家NGO成熟的治理模式？一直是民间组织领域争论的话题。

　　另一层面，香港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在保留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受到西方文明的深刻影响。香港NGO组织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最长的有85年的历史，本土的民间组织有着符合内地情况的丰富经验，同时本土的国际性NGO又将西方理论和管理模式进行“过滤”，其完善的组织构架、丰富的资源，都对内地民间组织有着极佳的借鉴作用。

　　单纯就香港乐施会而言，有着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财务制度，所做的项目都会向捐款者公开，会有财务报告给公众。乐施会把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引进过来。

　　“如果内地的机构和香港乐施会合作过的话，就会明白乐施会为什么会在这方面比其他基金会制度化建设更强，在财务问责方面更谨慎了，因我们所有捐款者都是老百姓，不能有任何漏洞产生。乐施会在大陆和政府的合作项目90%是顺利的、令人满意的”，廖洪涛说，“在内地工作也出现过资金被项目合作方没有用到位的情况，我们会终止项目的合作，并把这些事情公开，给公众捐款人一个交代。”

　　以香港为基础的世界宣明会在机构管理上，在扶贫发展以及救灾重建工作中，有一整套工作方法。这些是在宣明会多年的全球范围内的实践中得来的。宣明会有着广泛的社会监督问责机制和治理安排，其成熟的国际NGO模式对中国的NGO成长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过去二十多年在中国的实践过程，使得这些方法逐渐本土化，相信对内地NGO的学习有一定的意义。”世界宣明会的东亚区域总监和中国办事处总干事陈思堂说。

　　还有像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多元化发展，则充分展示了民间组织日后的发展前景，会里的热线、培养女青年的领导人、组织小组活动、宾馆、幼儿园等多种项目，其精细条理、多元化的服务为机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内地的社会工作发展得如火如荼，殊不知，香港社工正是内地的学习榜样。而时下国家人事部与民政部颁发的社工职业水平评价制度标志着内地社工制度的确立，在着手培育内地社工的同时，回望香港社工的发展，或有补鉴意义。自香港回归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与香港社工联就进行了多次工作交流研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蓬奇说：“近几年，我们与香港社工联在社工理念、社会救助方面进行过很多交流。香港先进的社工服务手段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