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点滴——

　　黄仲咸的小气与大气

　　■ 本报记者 曾 鸣 文/摄

　　黄仲咸现在的身份是一位慈善家，但作为一位在商场中摸爬滚打五十余年的商人，从商界进入慈善领域，还是多少会带着商人的色彩。这不仅催生了其独特的“金鸡母”理论（详见14版），也产生了一些体现黄老性情的小故事，有的令人莞尔，有的令人觉其可爱，更多的则让人肃然起敬。

　　富爸爸和穷子女

　　黄仲咸有6个孩子，大儿子在香港做小生意，二儿子在印尼当货车司机，三儿子在基金会担任副理事长，四女儿和五儿子同住厦门，六儿子在吉隆坡做公益事业。

　　六个子女没有一个像黄仲咸那样创下大事业，父亲的遗产他们也不能继承。对于子女的将来，黄仲咸说：“你自己奋斗，我不管你。”他的理由是：“40年来我从东印尼跑到雅加达，发现做大事业赚大钱的，都不能过代。”

　　“你看，垮掉了吧，有什么意思？我做的才有意思！”

　　黄湘江告诉记者，但凡有印尼大财团垮掉的消息传到父亲耳朵里，他父亲就会高兴的如此感慨一番，黄老的言下之意就是，公益事业才是千秋万代的恒久伟业。

　　黄仲咸虽然有家财万贯，但是他的妻子和子女没有能享受到，他本人也没有享受。黄仲咸花钱的大手笔，全部用在了公益事业上。

　　他也“后悔”过

　　黄仲咸虽然于己苛刻，但是对于慈善和公益事业从来都是非常大方，但与人所不知的是，黄仲咸捐那11000两黄金，也“后悔”过。

　　2006年4月20日，黄仲咸在香港中国银行将自己11000两黄金以5871元港币每两的价格兑现成6458.10万元港币。第二天，黄金价格应声而落，黄老算算，两天的差价相去200多万，于是如得胜的将军一样很是得意——可是嘴上不说。大家自然知道黄老的心思，纷纷表扬夸奖黄老，让黄老像孩童般开心不已。

　　就这样，黄老把11000两黄金兑换成了自己最为信赖的港币存入了“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金会”外汇账户，完成了捐赠的过户手续。

　　银行经理建议黄老用这笔钱投资该银行的基金，结果不仅被黄老果断拒绝，还得到黄老的轻蔑：“我就是做银行的，知道里面有风险，怎么会着你的道？”

　　黄老不仅自己不买基金股票，也不允许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买，如果这种行为被黄老发现了，就免不了要被教育：“这都是‘大起小落’！我做了几十年的银行了，都不敢炒股，你有什么本事敢炒？”

　　孰料，之后国内出现百年不遇的大牛市，人民币也大幅增值，而金价也出现了大规模回涨的情况。

　　林再发秘书长估计，如果当初投资基金，这笔钱现在可能都上亿了；即使不投资基金，兑换成人民币，其增值的部分也相当于一年的存款利息；即使什么也不做，还把黄金存在银行里，现在黄金的价格也早就超过了6000元港币每两……

　　林再发笑着回忆说，每天早上报纸放到黄老手上，黄老看完基金、人民币以及黄金的上涨信息，嘴上仍然不说，只是咧着嘴角脸色很难看地暗自摇头，而一同用餐的基金会工作人员知道黄老心疼，也只作不知，以免让黄老更加难过。

　　遥想当年，黄老也曾在金融界意气风发地左冲右突，现在捏着基金会的钱袋子生怕出什么岔子，并不是年纪大了胆小了，而是这些钱对于黄老来说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已经不是黄老一个人的财产，而是千千万万等待被救助的孩童的希望。在这个责任感的压力下，黄老在对待基金会的财产上有足够的理由变得更加谨慎和保守。

　　七点钟以前的优惠电话

　　和80元钱的生日蛋糕

　　林再发回忆，1993年他还在南安的诗山中学任校长，黄仲咸每周要给他打两次电话商量基金会的发展，通话时间都在早上七点以前。那个时候林再发的住所没有电话，接电话需要传达室的人通知，这么一来接到电话的时间往往已经超过了七点，如此几次以后黄仲咸大发雷霆：“你这样不行啦！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七点之前给你打电话吗？因为这是电话费的优惠时间。你七点以后才接，电话钱又贵了，我想省都省不了。”

　　另外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是黄仲咸的八十大寿花了80元钱操办：当地人很重视八十大寿，但是黄仲咸摆摆手说不要浪费，没有任何操办的意思，最后亏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凑了80块钱买个生日蛋糕，黄仲咸的八十大寿才算有了点生日气氛。

　　黄仲咸的抠门儿还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一次在机场，他忍不住口渴花20元钱买了瓶水，回到办公室后还反复抱怨，“太贵了，太贵了。”自此黄仲咸坐飞机总是随身带水。

　　林再发告诉记者，黄老无论对于什么开支，都会说，哎，这笔钱要是省下来，就又可以救助多少个孩子上学了。所以，黄老大概是心中牵挂太大，纵一分一毫亦感觉浪费不起。

　　不足3元的伙食

　　和10平米的卧室

　　黄仲咸的家占厦门市必利达大厦第32层的半个楼层（另外半层是基金会办公室兼员工宿舍），黄家餐厅就是基金会的公共餐厅，这个餐厅每个月的伙食费是4000元，基金会一共有工作人员14人，加上共同用餐的黄仲咸和他的子女共计17人，平摊下来每人每餐的伙食标准不到3元。

　　记者在采访之后盛情难却留下来用餐，济济一堂的餐厅一共端上来4个大碗——两大碗面、一大碗炒饭以及一大碗排骨汤，十几个人低头吃得十分畅快，没几分钟记者左边的黄四小姐（时年已经60岁）已经吃完，由于黄仲咸家里为了省电费不装空调，她吃得一头大汗，但是仍旧笑嘻嘻的，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林再发告诉记者，黄老在家的时候，也这么吃。

　　随后，记者来到黄老的卧室参观，大小不过10平米，一床一桌一柜，墙上安着壁扇，余无其他。

　　率人率己的苛求

　　黄仲咸不仅在个人生活的花费上力求节约，对自己要求的严格也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这种严格是在自小严酷的环境中自动养成的，否则，一个小学没有毕业的15岁小孩，无依无靠跑到异国他乡挣了大钱回来，凭的是什么？

　　每天晚上7点左右睡觉，凌晨4点准时起来——黄湘江回忆，从他出生起，父亲这种生活规律就像瑞士的手表一样精准，从来没有乱过。当然，黄老也会这么来要求子女，所以黄湘江也是4点钟起床——大约是小时候被严格要求过头变得条件反射了，即使晚上经常要处理事务到很晚或者父亲不在身边，他也已经习惯了早起。

　　在黄仲咸100多米平的房子里转上一圈，若不算客厅的电视，书房桌子上的放音机大概是惟一的娱乐工具。林再发和黄老认识二十余年，据他回忆黄老从来没有什么爱好，最多就是早上起来用收音机听听广播或者歌曲，大概是从小生活的艰难不能允许培养爱好，所以黄老发财以后也未出现过玩物丧志的危机。林再发听说黄老曾经吸过烟，可是后来在70年代的时候戒掉了，所以也就无幸看见。

　　黄仲咸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指导也是处处用心，比如他要求坐有坐姿站有站姿、要求办公桌上的东西要井井有条，即使电话的线绞到一起，他也会过来让你理顺………总之，如果黄老没有这些一丝不苟和严于律己，也不会有昔日巨额的财富和今日这个泽被四方的基金会吧。

　　严父和慈父

　　记者问黄湘江，你爸爸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严不严肃？黄湘江严肃地盯着记者的眼睛说，不是严肃，是非常严肃。

　　2005年，由于黄仲咸身体不便，黄湘江代父去北京录制一期谈话节目，临行前他请示父亲有什么要交代的，黄老交代：你还年轻，不要出风头，少说话。

　　黄湘江说，在“长幼有序”的父亲眼里，自己永远是孩子，因为是孩子，父亲的事务不能过问，所以，当初父亲把全部财产捐给基金会，虽然做子女的有意见，但这是“他的事业他的钱，我们有什么资格发表意见呢？”

　　因为血浓于水的亲情，所以父亲虽然严厉，但也默默地在关怀子女，“父亲担心子女会变坏、怕子女不能适应社会要求而产生的严厉的爱，恐怕不到40多岁不能够理解。”黄湘江摇着头说。

　　黄湘江坦承自己开始不能够理解父亲那种“爱国爱乡”的浓郁情怀，“毕竟没有在祖国生活过”，之后他慢慢开始理解父亲，觉得父亲做的是对的。所以那次去北京录制的谈话节目上，黄湘江在不多的语言里潸然泪下，动情地表示，“你尽量讲你要怎么样做（基金会），我会替你做。还有你放心，做不完，我继续替你做。我过来（基金会）没有别的目标，我只有孝顺他。”

　　除了绕膝的6个孩子，黄仲咸还有更多没有见过面的孩子们，这就是他资助过的学生，黄仲咸当着记者的面喜笑颜开地拍着胸脯：“他们都我叫‘黄爷爷’。”

　　几乎每个被资助的孩子都会主动地写信来报告学习的情况以及交流思想，而阅读这些信件并且回复是黄仲咸最主要的日常工作。信看完之后，黄老让人小心地封藏起来。到现在，这些来信共计有将近两万封。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慈祥的父亲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