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和爸爸

　　我的奶奶和爸爸

　　虽然内心的感情还是丰富的，可就是不善于表达。

　　撰稿／钱亦蕉（记者）

　　吴晓莲的奶奶邓季惺是主办《新民报》的老报人，爸爸吴敬琏是有“吴市场”之称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晓莲自己是美国的心理学博士。

12年前，吴晓莲开始“采访”父亲，原本是想做一个他在经济学方面的回顾，但她自己对经济不感兴趣，结果就有了今天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个家族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书。在上海文新大厦，吴晓莲坐在爷爷、《新民报》的创始人陈铭德的塑像下面，接受了《新民周刊》的专访。

　　女权主义的奶奶

　　新民周刊：你的奶奶邓季惺是旧时代的事业女性，作为《新民报》的经理非常能干，她是不是比较女权？

　　吴晓莲：是的，我奶奶是个标准的女权主义者，她比我更女权。这是她那个时代决定的，生活在那样一个旧社会，妇女是完全没有地位的。但是奶奶的父母一代就已经接受新的教育了，她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她的妈妈曾经在四川办起第一家女学堂。奶奶一开始也是接受私塾教育的，读中学的时候，她妈妈把她送去读新学。奶奶十二三岁的时候，经历了“五四运动”，她的老师们全是进步“新青年”。在我看来，奶奶的这种“极端”女权，很多地方是寸权必争的，而今天看起来可能没有必要。但是在那个时代，如果你不争，那你就只能待在厨房里，只能生孩子，根本不可能有自己的事业。所以，奶奶是非常现代的，她非常崇尚“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对一些旧传统是很反感的。比如她的第一个丈夫也就是我亲爷爷吴竹似去世出殡那天，按照习俗，子女们应该披麻戴孝在出殡路上一步一磕头，但我爸爸吴敬琏从小体弱多病，讲究实际的奶奶就坚决地反对这个习俗，不让儿子这么做。她镇定地说：“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

　　新民周刊：从婚姻家庭来说，邓季惺带着三个孩子改嫁，却坚定地让孩子们继续姓吴，也非常有主见，俨然一家之主。

　　吴晓莲：说起奶奶的婚姻，还有一段故事。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和吴竹似，吴竹似也是个新青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来跟陈铭德（爸爸的继父、奶奶的第二个丈夫）和刘正华一起办起了《新民报》。我奶奶17岁就认识了吴竹似，自由恋爱，19岁就和他结婚了。吴竹似很年轻就去世了，过了几年后我奶奶嫁给了陈铭德，当时她受了更多的教育，在大学里念法律，我认为她再嫁的时候是给自己一次重新定位。她的婚礼非常别致，给每一位来宾一张粉红色的纸，上面印了她和陈铭德的“约法三章”，她用的是文言文，我翻成白话的意思就是：她嫁给陈铭德后不改姓，继续姓邓；她的三个孩子也不改姓，继续姓吴；她和陈铭德的财产是分开的，她依然拥有娘家和前夫留下的财产。从这个约定可以看出我奶奶这时的女权意识更强了。在当时情况下一个女性要独立，即使在家里，也是每一点都要争取的。

　　新民周刊：你也是一个高学历的知识女性，你怎么看待女权呢？

　　吴晓莲：因为有了我奶奶她们那一批人的努力打下基础，到了我们这一代，觉得妇女“半边天”是与生俱来的，有时反而觉得不需要去争了。所以当我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我就不工作了，想待在家里做几年专职太太和妈妈，我妈妈就会用我奶奶的例子来说我，认为我一个博士、一个大学教授却回家专职带孩子很不专业。我奶奶一生认为育儿要社会化，这和她的经历有关。因为奶奶的母亲虽然也办女学，但一共生了8个孩子，所以奶奶就说她母亲的智慧被埋葬在摇篮边。她要吸取教训，绝对不要变成第二个母亲。所以她觉得办幼儿园，可以帮助妇女养育孩子，那么妇女就可以走上社会，她曾和一些朋友创办了南京第一所托儿所。对我来说，我3岁就上全托幼儿园，后来我又研究儿童心理学，我觉得这样的育儿社会化可能做过了，反而应该由母亲抚养更自然，所以选择回归。我觉得历史是螺旋式进步的。

　　我和奶奶

　　新民周刊：你小时候是不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

　　吴晓莲：我出生的时候，我们家还是大家庭，一起生活在北京中山公园旁边我奶奶盖的三层洋房里。我们第三代（一共7个表姐妹）都在我奶奶的总管理之下，虽然有保姆，但我奶奶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本日记，详细记录我们的生活情况，这跟她办报很像，她有一个管理的头脑。我3岁，“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我父母和姑妈等第二代都受到了冲击，我爸妈都去了“五七干校”，姑妈去新疆支边，我们就完全由奶奶来管理了。1969－1972年，我妈妈过年过节还能回家，爸爸在干校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他3年来没有回北京一次。那时我们已经从洋房搬出来了，大家庭分开了，我和妹妹晓兰就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所以有3年时间我爷爷奶奶就是我唯一的家长，那段时间我和他们更亲了。

　　新民周刊：生活中的奶奶是怎样的？

　　吴晓莲：我印象中的奶奶是个瘦瘦小小的四川老太太，长得秀气，嗓门也不大，带四川口音，有拖音，耳朵重听，所以说话更慢了。但是她说话很有条理，基本上可以出口成文的，逻辑性很强，这一点我爸爸跟她挺像的。“反右”以后，奶奶就不担任实质性的工作了，我记忆中她一直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和民建会委员，有时要开开会，除此以外就是管理这个家。其实对我来说，爷爷奶奶就跟普通人家的家长一样，他们在家里也从来不提《新民报》。直到24年前，我跟着爷爷奶奶来到上海《新民晚报》，当时接待的人们都非常敬重他们，我才重新认识他们。原来他们除了是爷爷奶奶，还有其他社会身份。

　　新民周刊：奶奶是个女强人，她对你严厉吗？

　　吴晓莲：我小时候比较闹，可能是被家里大人宠的。因为我爸爸是奶奶的独子，而且爸爸小时身体不好，所以我奶奶对爸爸一直呵护备至。我爸爸结婚后，7年没有小孩，然后生下我，所以家里就比较宠爱。后来父母又走掉了，我在家里就有点无法无天，奶奶也管，但隔代总归不是那么严厉。我在奶奶家边上的小学读书，经常带同学回家玩，把家里闹得底朝天，奶奶也说，但没什么具体措施和惩罚。有一次，我又把小朋友带回家，那时老师在学校里讲要勤俭节约，我奶奶也很节约的，厕所里都不开灯。我就想了个主意，和小朋友一起在厕所里烧纸，烧了就亮了，不就省电了吗。我们把厕所门锁上，在里面烧纸，奶奶和保姆在外面急得不得了，拼命敲门，可我们还在里面继续烧。后来，厕所里面柜子上的玻璃被烧裂了，还烧着了毛巾等其他东西，控制不住了，我也吓坏了，这才把门打开。奶奶和保姆冲进来，把火扑灭。平常我奶奶说我，我全都不听的。这次，我感觉奶奶是真的生气了，我记得她后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用四川话说：“这个小孩子，哪个这样子？！我要骂人了！”她很生气，但又不会骂街，就没骂出来。我就很怕她事后告诉我爸妈（爸爸会打我，妈妈搞幼教，所以打我是很形式的），但是她写信时并没有提这事，她用了个词“报喜不报忧”。因为那时我爸妈处于恶劣的政治环境下，自顾不暇，所以奶奶就不再让他们更烦心了。

　　我和爸爸

　　新民周刊：那么，你的童年是不是跟爸爸的接触比较少？

　　吴晓莲：是的，虽然爸爸是1969年我6岁的时候下放到干校的，但这之前已经在搞“四清”呀、外调呀，经常不在家。记忆里只有断断续续的片断，比如小时候爸爸到幼儿园接我，把我放在自行车后座上，骑车的路上我睡着了，等到家把我抱下来，我才觉得脚踝剧痛，原来脚踝内侧的一块皮已经被车轮旋下来了。跟爸爸接触最多的一段时间是从1972年他从干校回来，一直到1981年我去杭州上大学，我们一直住在我妈妈的师大宿舍里（妈妈是师大附属实验幼儿园园长），爸妈、我和妹妹4个人就住13平米一间房。而且“文革”后期，我爸就已经看清了这个闹剧，不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而在家里自学。妈妈在幼儿园里比较忙，所以带孩子、买菜、做饭等家务事就由爸爸来承担，这段时期我对爸爸印象是最深的。那时物资紧缺，我记得爸爸经常买店里处理的水果，每一个都差不多烂一半，有时候家里就有一大脸盆的削切处理过的苹果。爸爸还教了我和妹妹很多事情，比如骑自行车、游泳，都是我爸爸教会的，他还教我们学着拆装收音机。

　　新民周刊：他特别喜欢拆装收音机这一类动手的东西吗？

　　吴晓莲：他鼓励我拆装收音机，还送了一支电烙铁作为我妹妹8岁的生日礼物，当然我们对此都不感兴趣。他自己就不用说了，着迷得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饿了就让妈妈往他嘴里喂馒头。要不是后来我妈妈管住他，他可能以后就不搞经济学了。他就是学任何一样东西都会着迷的那种人。

　　新民周刊：那时候你爸爸还没有后来那么忙，他在自学些什么呢？

　　吴晓莲：他在读英文版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爸爸是个很自律的人，一共5000页，他给自己定计划：每天必须读完50页，雷打不动。他大学里学的是俄文，他就这样靠自学学会了英文。

　　新民周刊：你并没有女从父业，爸爸对你的影响在哪些方面？

　　吴晓莲：虽然没有学一样的专业，但我觉得影响还是很大的。他是从一种“道”、方式上来影响我，比如我从小他就强调无论看什么书，首先要在脑子里建立一个书架，像图书馆一样分好类，每看一本书你就知道往哪里放，然后当你要用到书里的知识时就知道从哪里取。我具体看哪本书他是不管我的，但方式方法他是很强调的。

　　我印象中小时候父母从来没有教我们跟学校里教育的大道理相反的东西，我想他们内心还是有疑义的，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讲过。他们不想让小孩子很糊涂，在政治方面他们是完全把我们隔开的，这可能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不善于表露感情的爸爸

　　新民周刊：你和爸爸一起生活，感觉不是特别亲昵的那种，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他是不是不大擅长表达感情？

　　吴晓莲：是，他确实不大善于表露感情。一个是他的个性，我奶奶也是这样的个性。第二呢，我觉得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是这样，他们讲究平淡，不是说他心里没有感觉，而是表达上，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对自己的感情不张扬。他对我还是比较宠爱的，所以相对好一点。但是如果拿他对我的表露和我对我孩子的表露来比较，那他还是不怎么表露的。我对我的孩子，很容易就亲他们、抱他们，说“我爱你们”。小时候，我爸爸也抱过我，但我不记得我大一点以后他亲过我，我会去亲他，但他不会亲我。

　　我妈妈也说过我爸爸“虽然内心的感情还是丰富的，可就是不善于表达”。比如妈妈为了帮爸爸去邮局取书摔了一跤，脚趾甲都裂开了，回家来告诉爸爸，他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早已全神贯注在书里了。

　　还有就是他的朋友顾准去世，我爸爸就在他身边，帮着把他推进太平间。我有心要探索他在这件事上的感情世界，就追问爸爸当时什么感觉，爸爸说：“我当然难过。”我又逼问：“难过的感觉是怎样的？”爸爸回答：“就是觉得特别特别冷，觉得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顾准就像是一点点温暖的光亮，但是他走了。……”后来妈妈告诉我，顾准去世那天晚上，爸爸回到家后痛哭了一场。

　　新民周刊：顾准可不可以说是他的精神导师？

　　吴晓莲：也不能完全说是精神导师，我总结了那么一种人，他们是经过高度筛选的，是真正打动过我爸爸的心，让他在理智上敬佩、感情上爱戴、精神上向往的，顾准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位，对爸爸的思想有非常大的影响。他们是怎样一类人呢？第一他们是思想家，他们也可以实践，但他们会从更宏观的角度来寻一种方法，更高的境界来找一个“道”；第二他们比我爸爸年龄大，基本上是老革命，而且在夺取政权后没有被官僚环境同化而变得腐败；第三他们有一种民族责任感，虽然他们都学贯中西，对西方理论、历史很了解，但他们对中华民族有使命感。比如薛暮桥、徐雪寒等都可以算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