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证》之检证
——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
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不能贬低,但也不要太拔高”,这是步平对《检证战争责任》一书的基本态度。
两种“战争责任”
《望东方周刊》：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是怎样形成的?
步平: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60多年来日本社会上始终在讨论但是也有相当多争议的问题。日本在战败前不存在“战争责任”这一概念,许多日本人在那之前从未想过战争责任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战争观认为国家进行战争与取得殖民地是正常的。而在日本战败后,由于同盟国针对日本的战争犯罪进行了审判,褫夺了与战争有关人员的公职,从法律、政治与行政的各个侧面对日本进行了追究,日本人开始接受了“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可见“战争责任”对于多数日本人来说是因战败才在事实上接触到的概念。尽管如此,“战争责任”这一概念在日本人中间的传播与影响还是很快的。
不过,我们要注意到,当时“战争责任”的概念,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角度,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站在同盟国及受到日本侵略奴役的国家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犯罪行为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对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从外部指向日本内部,而从外部看来,应当承担战争责任的是包括日本政府与日本国民在内的整体的日本,所谓的“战争责任”就是日本加害的责任。毫无疑问,中国、韩国以及亚洲多数遭受日本侵略或殖民统治的国家是从这一角度和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
《望东方周刊》：那么《检证》一书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探究战争责任的呢?
步平:这就要谈到另外一种“战争责任观”了,同样“战争责任”的概念,在日本人理解起来却并不是那样简单。我们看到,战后日本人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有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义的民族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思考,与战争被害国人们的思考比较起来,日本人的思考还有一个特殊的角度,那就是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追究使日本国民成为被害者的国家与国家领导人的责任,即日本政府、军部等政治领导及与鼓动战争有关的机构的战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是作为导致战争失败了的指导者的被“欺骗”的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检证》一书基本是站在这一立场进行的思考。
日本“战争责任论”的演变
《望东方周刊》：战后60年间,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观”经过了怎样的演变过程?
步平: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一个10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10年。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B、C级审判使日本人第一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一脉相承的这一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
另外,对战后西方的人道主义有新鲜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的一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责任,多数意见主张其退位。
到了50年代的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一批日本人这时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一部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的契机。
这一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体性。这一时期对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佛教为中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一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被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一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1982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一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一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对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共产党“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一批法律专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
《望东方周刊》：以这一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我们如何评价《检证》一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步平:《检证》一书的特点,一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一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当然,该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十五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一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力战。
《检证》一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该书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
警惕“无构造历史观”
《望东方周刊》：那么,在你看来,《检证》一书有怎样的缺憾或不足?
步平:缺憾和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们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检证》一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专行”,军事指导层的“一系列的判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至到冷战结束后的90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一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偶发性、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作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系列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一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
《检证》一书中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一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一角度肯定了木户幸一、铃木贯太郎、东乡茂德、米内光正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一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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