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加拿大是接收香港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余先生夫妇在加拿大悠闲地过了几个月后,开始想找个工作。
余文杰:但是生活会觉得比较闷,每天都是这样,吃饱,就睡,睡醒就玩,玩完之后又去吃饭,就不知可以做什么。
记者:即使是没有经济上的压力,老是这样也不行?
余文杰:是,有时候会坐吃山空,心情都不会很开心,只是用钱,用钱。只有支出,没有收入,那个心理压力很重。
解说:余先生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学历和银行的工作经验,在加拿大找份体面的工作不会困难,可现实却不是这样。
记者:那后来在加拿大你有没有找到一个你自己满意的工作?
余文杰:一份都没找到,虽然我做过几份工作,收入只是一般般,只能得到比最低工资多一点点的薪金。
解说:余先生在加拿大做过两个工作,一份是兼职的地砖销售员,另一份是物业保安。而跟随父亲移民加拿大的李先生完成学业后,也一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李少琨:找到最后找到一份。
记者:找了多长时间才找到了一份?
李少琨:找都找了三四个月。
记者:那是一份什么工啊?
李少琨:做的是一些营销的,就是到处走,到处跑。
记者:像推销似的?
李少琨:是。
解说:加拿大并不是一个失业率高的国家,李先生和余先生为什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呢,这种现象在香港移民中是个别的吗?
记者:据您了解这些人移民出去以后,他们找工作都容易吗?
关景鸿:看你做一些什么工种,比如你如果做一些服务行业,打个比方,在酒楼做服务员,比方或者是做烧菜的、送货的,当然这方面一般的工作绝对不困难。但是如果你想做到一个很专业的工作,经常是由于香港学历的问题,不一定达得到加拿大或者美国或者澳大利亚的要求,在香港可能做得比较中高层一个职位,但是到了加拿大以后,加拿大公司说不好意思,你没有加拿大经验,或者说他们有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的以后。自己去开生意,但是开生意也是个问题,因为中国人做生意,有的时间你离不开做酒楼,或者是做照相,或者是做干洗,干洗店。
记者:干洗店?
关景鸿:这方面的传统行业,所以我认为这个也是很困难,因为当地的中国人很多,所以竞争也很厉害。我也见过他们,很困难地去维持他们的生意。
解说:在国外的香港移民,有些人原本在香港做中高层职位,在加拿大做的是邮递员,有些人原本有自己的工厂,在加拿大自己做裁缝,而更多的是那些传统的工作,超市、餐馆都是香港人的工作领地。虽然生活无忧,可工作心态的落差,生活节奏的变化,让很多香港人不能适应。
李少琨:我们走路都快点,在加拿大认为我们走路走得太快了,加拿大人跟不上你。
记者:有没有回想到过去在香港的工作?那种节奏,那种感觉经常会想起来吗?
余文杰:会啊,经常会同朋友一起出来聚会,大家都会缅怀过去辉煌的日子,开心的日子,在香港的日子。所以夜晚都会同几个朋友开车出来,大家一起高谈阔论,缅怀一切,来到加拿大每天都是游手好闲,不知道做什么。
记者:那一般多长时间,这些香港人会聚在一起聚一聚?
余文杰:一个礼拜都会有一天。怎么样十天,八天都会出来聚一次。
记者:那还是很经常的这种活动?
余文杰:是啊。
记者:这个活动很经常?
余文杰:很经常,因为大家都没什么事做,又找不到工作。
解说:移民南非的黄先生夫妇虽然有称心的工作,却经历了一件让他们终身难忘的可怕的事件。有一天,他们遭到了抢劫。
记者:怎么发生的,这个事情?
林惠萍:那次我们刚刚在餐厅下班,开车回家,4个黑人就停车,拿了4支枪。有一个黑人(拿着枪),指住我先生的头和小女儿,去坐他们的车,我就和我的大女儿坐我们自己的车,另外一个黑人就(拿枪)指住我,指住我这里,拿枪顶着这个地方。然后两辆车,劫着我们去了那个墓地,然后他们就搜我们的车,还搜身看有没有钱,一共有一个多小时,后来黑人让我们全家上车,上车之后然后拿我先生的衣服、裤子、钱包、电话,全部都拿走,然后在高速路的地方就让我们下车,然后拿走了我们的车。很害怕,当时真的很害怕。
解说:经历了这件事后,黄先生一家一直生活在阴影中。
林惠萍:好没安全,一到晚上天黑就害怕,我们外面的花园就养了好多狗,那些狗叫我们也害怕,狗不叫,我也害怕。怕那些黑人把狗毒死了,那狗叫或不叫,我们的心都在那里跳,整天都会检查,那些狗叫的话,我们就会在窗口看,看看为什么会叫,压力很大。
记者:回香港跟经历这件事有关系吗?
林惠萍:是啊。
解说:阿萍虽然非常喜欢南非的大房子,但抢劫事件让她惴惴不安。何况她的丈夫思乡情绪越来越浓了。
黄清平:我每天都要去唐人街,每一天的华人报纸,买回来自己看。
记者:每天都买华人报纸?
黄清平:每一天,有一份我买一份,有两份我买两份。
记者:那你主要是看上面什么内容?什么新闻?
黄清平:香港、中国、南非的同胞的生活,每一天我都看,每一天的新闻我都要看。差不多每天一我都要开车,开大约20分钟左右,我都要去唐人街买报纸,甚至乎有香港的报纸,旧的,10天前的或者一个礼拜前的10块钱我都买,我都买来看,我每天都想爸爸妈妈, 香港的朋友啊,香港的生活啊。
解说:不少移民和黄先生一样,在异国生活的新鲜劲归于平淡之后,点点滴滴的乡愁渐渐涌了上来。
余文杰:虽然人在外国,但是那个心态都还在香港,我跟我太太每两年都回香港度假一个月,舍不得香港。
记者:你舍不得香港什么呢?
余文杰:怎么说香港都是我们落地生根的地方,从小长到大的地方,那份感情与在外国是不同的,在外国只生活了几年,可以讲是一个游客,过客的心态,知道什么事情给个机会给自己休息一下,将那个思想用第三者的眼光、观念、角度看得更加清晰,因为在香港怎么样都是那个心,那个根在那里。
李:你会发现我们去到那边吃的都是香港的菜啊,去买东西大多是去香港的超级市场,以及我们看的电视都是一些香港的节目,我们整天都和香港的亲戚朋友联络的,你会发现根本整个人都在香港,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解说:回归后的第二年,李先生就回到了香港寻找发展的机会。
记者:当时你回香港来工作,你父亲母亲,他们同意吗?
李少琨:都没有说同意不同意,你发现香港都没有什么突变,我就有胆量回来。
记者:你们从哪里发现香港1997年回归之后并没有变?
李少琨:因为我在那边都一直想回来,过了1997年 1998年我就回来了,基本上我见到都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
解说:回归前夕才移民的余先生,因为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生活苦闷,也动起了回香港的念头。
余文杰:因为我自己觉得在加拿大很闷,生活找不到方向。
记者:你当时是怎么跟你太太说的要回香港?
余文杰:很简单地讲,加拿大生活很一般又没有什么特别,一切都很平淡,不如回来香港试一下。我们在加拿大那边又没有亲戚在那边,大部分移民的朋友们已经回流得八八九九了。
解说:香港人把移居在海外的生活调侃为蹲移民监,哪怕再不如意也要待够了日子拿到那本护照。在过了四年蹲移民监的生活后,余先生夫妇终于拿到了加拿大护照。
余文杰:四五年以后大部分护照已经拿到了,他们的儿女已经长大了。男士不需要再做太空人了,因为太太、全家都拿齐护照了可以回来香港,留下那些子女在那边读大学,基本上我们有加拿大的身份,可以在那里定居、工作,但是相对来讲整颗心都会在香港因为香港毕竟是我的家。
解说:香港回归后,每年都有成批的移民回流香港,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回来的时候,香港的经济形式并不乐观。
记者:很多从海外回流的当初的移民者,他们回香港的时候,当时香港的经济并不是最好的,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发生,SARS的时候都有人回来,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黄绍伦:因为实际上在外国,没有很好的职业上面的发展,所以有一部分人一拿到外国护照
就很急于回来香港找机会,虽然当时香港都面临一个经济的衰退,但相对于他们,譬如在加拿大的情况也可能仍然都比较好,因为他们(移民时)大部分是为了子女的前途,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问题,我相信香港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所以对香港有一定归属感,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保险之下能够比较自由地流动。
解说:1998年李先生回到了香港,2001年余先生回到了香港,2004年,黄先生一家也回来了,和许多香港移民一样,他们拥有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抱着或坚定的,或试试看的心理,在香港收拾起自己的家,开始了熟悉而又陌生的新的香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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